认识温州人以前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做“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说的是温州人很聪明，很灵巧，聪明通透得连头发都是空心的。当然，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说温州人逐利性太强，为了追求利润不惜搞假冒伪劣，说的是狡黠的一面。
当年杭州武林门一把大火掀开了打击温州假冒伪劣产品的序幕，也带来了温州的质量革命。时至今日，随着 “质量立市”成为一个城市的口号，大部分温州人已经视质量为生命，积极主动举起品牌的旗帜。但偶尔还会传来一些不和谐音：劣质奶等事件损坏了温州商人的形象，时有发生的安全事件也暴露了部分温州人追求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功利性与目光短浅。
过去的宁波人赚了钱之后有两件事情是最乐意做的：一是修祠堂，二是建“义庄”。其背景是，清代以来，宁波帮商人在伦理精神方面，就已经表现出对“信”、“义”等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执着追求。不但老一辈宁波帮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海外宁波人也深谙“诚招天下客”的经营之道。宁波商谚有“宁可做蚀，弗可做绝”的说法。这里不举包玉刚当年如何信守诺言，在市场最糟糕的时候还向日本订造轮船的故事，就是现代宁波企业也把诚信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宁波商人刻意低调，比如奥克斯的董事长郑坚江几乎从不接受记者专访、不参加各种论坛活动，雅戈尔的董事长李如成也是如此。然而，私下里他们都潜心于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宁波人诚信、低调、务实的性格特点与宁波帮的历史一脉相承。
识天时得地利与积人和——借政治时势与利用人际关系的路径差异
宁波帮从萌芽到改革开放后现代本土宁波帮的重新崛起，期间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纵观宁波帮发展的历史，宁波商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并与国际、国内的政治时势息息相关。如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上叶，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宁波帮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于轮船航运业、银行业、工业等领域，形成实力雄厚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同时许多宁波帮商人积极支持辛亥革命，成为当时及之后可以影响政治的重要经济力量。
与此相比，起初温州人的发展恰好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治。温州人非但不是朝着政治力量强的地方奔跑，开始的时候，10万供销大军往往是选择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带跑。温州的资本流向，往往不是朝着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样的“高地”走，而是往往流向比温州经济更落后的地区，寻找的不是“天时”与“地利”，而是落后地区的“人和”因素。
即使在今天，当一部分成功的温州商人开始涉足政治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官商关系，远非其它地方一些商人所达到的“如胶如漆 ”的地步。
亲善海外关系与出国“群居”——开放与“排外”的性格差异
宁波是港口城市，宁波人似乎天生就对海外以及西方文明有一种亲近感。近代宁波帮的洋买办、周游世界、遍部各地的航运商、水手，无不使这个群体深深浸染了西方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这种影响使得宁波人在改革开放后，首先想到的是和外国人做生意。所以，为外国人做代加工，就成了许许多多宁波民营企业的一条捷径。如今宁波经济的外向度高达80%，出口依存度高达56%。
虽然海外40万温州人的数字大大高于海外宁波人的数字， 但温州人对西方文化并不崇拜，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温州人即使在海外也是以“温州村”、“浙江村”这种形式而“群居”，而不是把自己“打散”了分布于海外同胞之中。而一个海外“宁波帮”朋友则告诉记者，他在美国买房子的时候特意挑选在中国人生活区与美国人生活区的边缘地带，为的是更好地融入美国的社会与文化。
都说温州人“排外”，温州的外资不多。其实，说温州人主动性不够是恰当的，但说“排外”并不贴切。温州地少人多，温州的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活力尚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所以，温州以内原性的发展模式为主也是不足为怪的。但温州毕竟不是世外桃源，温州经济的发展要接受全球化的挑战，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必须走出去，这是大势所趋。一批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已经开始与国际公司握手，并进而向美国纳斯达克冲刺了。而海外更多的温州人，开始走出“温州村”，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宁波人与温州人，许多的“相同”与“不同”创造了同样令人尊敬的社会财富：仅以2003年为例，宁波市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769.9亿元，财政收入330亿元，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4277元；温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220亿元(不包括在浙江省外创业，创造了600多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成绩)，财政收入152亿元，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6035元。
一幕幕风格炯异的财富制造剧，创造了同样令人骄傲的成绩。宁波人与温州人，将在更加激烈的商战中竞风流！
当年杭州武林门一把大火掀开了打击温州假冒伪劣产品的序幕，也带来了温州的质量革命。时至今日，随着 “质量立市”成为一个城市的口号，大部分温州人已经视质量为生命，积极主动举起品牌的旗帜。但偶尔还会传来一些不和谐音：劣质奶等事件损坏了温州商人的形象，时有发生的安全事件也暴露了部分温州人追求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功利性与目光短浅。
过去的宁波人赚了钱之后有两件事情是最乐意做的：一是修祠堂，二是建“义庄”。其背景是，清代以来，宁波帮商人在伦理精神方面，就已经表现出对“信”、“义”等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执着追求。不但老一辈宁波帮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海外宁波人也深谙“诚招天下客”的经营之道。宁波商谚有“宁可做蚀，弗可做绝”的说法。这里不举包玉刚当年如何信守诺言，在市场最糟糕的时候还向日本订造轮船的故事，就是现代宁波企业也把诚信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宁波商人刻意低调，比如奥克斯的董事长郑坚江几乎从不接受记者专访、不参加各种论坛活动，雅戈尔的董事长李如成也是如此。然而，私下里他们都潜心于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宁波人诚信、低调、务实的性格特点与宁波帮的历史一脉相承。
识天时得地利与积人和——借政治时势与利用人际关系的路径差异
宁波帮从萌芽到改革开放后现代本土宁波帮的重新崛起，期间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纵观宁波帮发展的历史，宁波商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并与国际、国内的政治时势息息相关。如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上叶，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宁波帮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于轮船航运业、银行业、工业等领域，形成实力雄厚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同时许多宁波帮商人积极支持辛亥革命，成为当时及之后可以影响政治的重要经济力量。
与此相比，起初温州人的发展恰好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治。温州人非但不是朝着政治力量强的地方奔跑，开始的时候，10万供销大军往往是选择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带跑。温州的资本流向，往往不是朝着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样的“高地”走，而是往往流向比温州经济更落后的地区，寻找的不是“天时”与“地利”，而是落后地区的“人和”因素。
即使在今天，当一部分成功的温州商人开始涉足政治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官商关系，远非其它地方一些商人所达到的“如胶如漆 ”的地步。
亲善海外关系与出国“群居”——开放与“排外”的性格差异
宁波是港口城市，宁波人似乎天生就对海外以及西方文明有一种亲近感。近代宁波帮的洋买办、周游世界、遍部各地的航运商、水手，无不使这个群体深深浸染了西方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这种影响使得宁波人在改革开放后，首先想到的是和外国人做生意。所以，为外国人做代加工，就成了许许多多宁波民营企业的一条捷径。如今宁波经济的外向度高达80%，出口依存度高达56%。
虽然海外40万温州人的数字大大高于海外宁波人的数字， 但温州人对西方文化并不崇拜，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温州人即使在海外也是以“温州村”、“浙江村”这种形式而“群居”，而不是把自己“打散”了分布于海外同胞之中。而一个海外“宁波帮”朋友则告诉记者，他在美国买房子的时候特意挑选在中国人生活区与美国人生活区的边缘地带，为的是更好地融入美国的社会与文化。
都说温州人“排外”，温州的外资不多。其实，说温州人主动性不够是恰当的，但说“排外”并不贴切。温州地少人多，温州的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活力尚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所以，温州以内原性的发展模式为主也是不足为怪的。但温州毕竟不是世外桃源，温州经济的发展要接受全球化的挑战，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必须走出去，这是大势所趋。一批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已经开始与国际公司握手，并进而向美国纳斯达克冲刺了。而海外更多的温州人，开始走出“温州村”，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宁波人与温州人，许多的“相同”与“不同”创造了同样令人尊敬的社会财富：仅以2003年为例，宁波市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769.9亿元，财政收入330亿元，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4277元；温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220亿元(不包括在浙江省外创业，创造了600多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成绩)，财政收入152亿元，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6035元。
一幕幕风格炯异的财富制造剧，创造了同样令人骄傲的成绩。宁波人与温州人，将在更加激烈的商战中竞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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