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人们在2003年的所作所为作出道德上的评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能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首先面临的难题不是商人们，而是道德本身。和道德最为亲密无间的应该是“善”和“恶”，商业道德也不例外。但是，什麽是“善”和“恶”?或者说，谁的“善”和“恶”?显然，在一个多元化趋势并不弱於全球化趋势的社会
，答案是杂乱无章的，甚至是前後矛盾的。几千年来，我国对於商业的道德评判指标就一直在重商和轻商之间摇摆不定。2003年，我们的社会正处在对商业过度崇拜的阶段，所以，此时的商业道德应该是财富英雄们的道德，财富即英雄。当然，期间也有一些意义非凡的插曲（比如周正毅事件）使得商业道德开始由“英雄道德”向尼采所说的“群氓道德”偏移，以“诚信”、“公益”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开始力图主宰舆论，对於许多人来说，这是商业道德的回归。我们的评判也许就在“英雄道德”和“群氓道德”之间骑墙，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率先看见更宽阔平坦的第三条道路上折射过来的明光。

2003之哲商

海尔张瑞敏在过去以“斜坡滚球说”等理论奠定了其在中国的“哲商”地位：他被认为管理理论自成系统、思路超前於同时代其他企业家。200年，张瑞敏又对外宣布海尔新战略──ｓｂｕ（策略性经营单位）。他想把海尔的3万个员工都变成自主经营的“老板”，从而完成海尔史无前例的再造。不过，相对於海尔以及整个环境而言，ｓｂｕ似乎过於超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奇怪的是，外界对此的热情并没有对海尔体制问题（如ｍｂｏ）的热情那麽高。外界猜测，张瑞敏对後者的三缄其口并不影响海尔在这方面的切实行动。看来，真正的哲商懂得思想和行动之间的恰当距离。


有着“地产思想家”别名的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2003年在这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十年来，冯虽然把高端产品“万通新新”系列搞得风风火火，却也忙於空中穿梭、四海传道，以至於思想和本业相距较远，许多人只知道冯本人的长相却不知道冯所盖的房子的长相。但是，2003年底，冯仑终於直截了当地用思想为公司业务服务了一把：推出房地产界“美国模式”，力捧“地产定制势力”，他策划的“居住改变中国”论题更使得业界空前团结。“居住改变中国”和冯此前闻名於市的“民企原罪”基调基本相反：住房的私有化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财产关系，并进而瓦解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私权由房产的财产权进一步延伸，扩大到所有居民的价值观和生活倾向，推动了社会进步。论题的日渐深入人心无疑会为地产的未来扫清许多障碍。


而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宏伟似乎能够为更多企业的未来扫清障碍。他曾被称为企业思想者。1993年运作成功中国第一家上市私营企业之後，张宏伟顿悟：“资产经营是做加法，资本经营却是做乘法。如果加法和乘法一同做，企业自然会像滚雪球般做大做强”。“你借别人的钱，借别人的脑，你就等於踩在别人的肩膀上。”
此後，他在资本领域越走越远。而信奉他的这一观点的企业主也有不少成长为民营资本大鳄。不过，近年来张宏伟先後遭遇叁股吉通受阻、锦州港业绩造假、锦州港增发流产等一系列打击，使得他在2003年的运作更加艰难。而他在困境之中昂然抗拒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举动则继续维护了他民族企业、民营企业代言人的地位。


2003之儒商

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显然是儒商历史上最大的污点之一。他曾经自称或者被称为儒商，属於依靠文化挣钱或者挣文化钱的商人，但是他在2003年消失了，带走了钱，留下了文化。


曾经风行的儒商在近年有所没落，这跟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加入经商行列、从而使标榜儒商不再是领潮行动有关，更和曾经被称为儒商的商人的业绩并没有一直蒸蒸日上有关：孔府家酒的孔超、红桃ｋ的谢圣明在这两年都没有什麽突出表现。儒商的势头在2003年继续滑向谷底，刘波事件是个雪上加霜的标志。有人甚至断言：刘波事件考验中国体制。因为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造就了许多刘波式的商人，而“中国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於无法解决垂直领导中的资讯传递失真以资讯交流中的不对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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