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国际型的企业只能让未来的团队去努力，我无法料想将来会怎样。
基业长青并非个人事业的永存，这是通常人们对基业长青理解的偏差，我的确想要打造百年老店，但并不想做百年店主。如果像李嘉诚一样到了八十几岁还在当老板，那就太可悲了。我想我除了做企业外还能做很多，做官、做媒体、甚至做学问出几本书我都很有信心，也完全胜任。
我的人生：自足、珍惜、感恩
管理学家：您想过退休吗？
严介和：退休的事情我一直在考虑。不久前还有人问我：“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我说：“基本上算是亦退亦休，边退边休，最终将走向退而不休。”退是从商场上退出来，但是却不能休息。企业家对所创办的企业是有感情的，对社会更有感情，我有可能会开办个商学院，也有可能学学字画，搞搞艺术。这是我下一步的目标，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管理学家：为什么想要创办商学院，您的商学院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严介和：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很大一部分群体为了学历而学习，学历是走向社会的一个敲门砖。这种现状决定了中国大多数商学院的教育都是失败的。当初为了一个文凭，我念了一个研究生，那时候有人劝我继续读博士，我就想：“谁能给我当导师？社会这所大学我知道的比他们多，我教他们还差不多。”真正的学习，是我们自己的实践和创造。
中国90%的管理学教授不懂管理，所以商学院以传统的知识型授课为主，而我的商学院则会向能力型授课转变，也可以称为创业学院。知识的培养或许是商学院的事情，但能力的培养就应该是企业的责任。而由知识型授课向能力型授课转变的最佳办法是让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现场提问题，把现实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存在的问题摆出来，由企业家组成“专家门诊”，现场办公，现场指挥。我想无论是商学院还是创业学院，由我设立一个“专家门诊”，还是受之无愧的。
管理学家：依照现在的商学院教育现状，是否可以认为企业家因此就可以不读书，不上学呢？
严介和：学习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但并非仅仅表现在书本和校园上。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学习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后者的学习比前者更重要，学习的方式和内涵都不一样。书与行相比，一个是有形的书，一个是无形的书。管理大师们那么多的书，企业家没必要读，实际上最权威的管理就是没有固定的管理模式。
据统计，名牌大学、高学历的人成功率不到20%。我用过的第一个总裁是南大的博士，但在我这里却干得很不成功，之后我们又换过一系列的mba和emba也都被我炒掉。在用人方面，我觉得最理想的是本科生，最差的是在学校里面一气呵成读到博士的。因为他们太浮躁，不能脚踏实地，一心想当元帅，可是连士兵的活都还没干好。
管理学家：您怎么看待企业和社会的关系？
严介和：企业的发展往往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没有社会的发展也就没有企业的发展，比如说太平洋是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等工业性项目的。如果这个城市本身没有发展，我们的业务又谈何发展呢？我们的效益囊括在社会效益之内，我们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
我做的第一个工程是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也没有任何利润可图的业务。也是从那时起，太平洋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没人愿意去做的。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我们比较宽容，比较友好。
管理学家：那么企业做大以后应怎么回报社会？太平洋又是怎么做的？
严介和：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家根本就不懂企业的责任，以为做慈善就是回报社会。要知道市场是有分工的，做慈善有政府，而对于企业，把经营做好、做优，增加社会税收，解决更多人就业就是对社会最大的回报，就是对社会最大的慈善。有些企业为了务虚，为了名气，为了彰显社会责任，却影响企业做大、做强。当企业陶醉于光彩事业之时，这种光彩究竟是可爱还是可悲呢？
企业快速发展，做大做强的过程实际是在做加法，而随着企业的迅速膨大进行的有效瘦身叫做减法过程，当减到位并进行第二次加法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企业乘法。企业第一次做加法是为了数量，做减法是为了质量，做乘法是为了数量和质量的同时提升。太平洋建设集团正处于做减法的阶段，到2007年下半年可以开始做乘法。
管理学家：您有没有敬佩的人？
严介和：我敬佩的人有很多。比如令中国人感到骄傲的现代巅峰伟人邓小平老人家，他在逆境中数次跌倒又数次爬起来，多少次的坎坷，多少次的苦难，从而成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没有坎坷的一帆风顺本身就是一种危机，邓小平老人家的经历验证了“一流的人总是死而不亡”。世界500强中的很多企业曾经“死”多少次，但始终死而不亡。注重和而不同才能出现死而不亡，惟有和而不同，才能最终达到内和外顺，同舟共济的和谐、和美，和畅的氛围。死是阶段性的，而亡是永久性的，也只有“死而不亡”才有资格称为企业家。
管理学家：您
基业长青并非个人事业的永存，这是通常人们对基业长青理解的偏差，我的确想要打造百年老店，但并不想做百年店主。如果像李嘉诚一样到了八十几岁还在当老板，那就太可悲了。我想我除了做企业外还能做很多，做官、做媒体、甚至做学问出几本书我都很有信心，也完全胜任。
我的人生：自足、珍惜、感恩
管理学家：您想过退休吗？
严介和：退休的事情我一直在考虑。不久前还有人问我：“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我说：“基本上算是亦退亦休，边退边休，最终将走向退而不休。”退是从商场上退出来，但是却不能休息。企业家对所创办的企业是有感情的，对社会更有感情，我有可能会开办个商学院，也有可能学学字画，搞搞艺术。这是我下一步的目标，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管理学家：为什么想要创办商学院，您的商学院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严介和：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很大一部分群体为了学历而学习，学历是走向社会的一个敲门砖。这种现状决定了中国大多数商学院的教育都是失败的。当初为了一个文凭，我念了一个研究生，那时候有人劝我继续读博士，我就想：“谁能给我当导师？社会这所大学我知道的比他们多，我教他们还差不多。”真正的学习，是我们自己的实践和创造。
中国90%的管理学教授不懂管理，所以商学院以传统的知识型授课为主，而我的商学院则会向能力型授课转变，也可以称为创业学院。知识的培养或许是商学院的事情，但能力的培养就应该是企业的责任。而由知识型授课向能力型授课转变的最佳办法是让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现场提问题，把现实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存在的问题摆出来，由企业家组成“专家门诊”，现场办公，现场指挥。我想无论是商学院还是创业学院，由我设立一个“专家门诊”，还是受之无愧的。
管理学家：依照现在的商学院教育现状，是否可以认为企业家因此就可以不读书，不上学呢？
严介和：学习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但并非仅仅表现在书本和校园上。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学习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后者的学习比前者更重要，学习的方式和内涵都不一样。书与行相比，一个是有形的书，一个是无形的书。管理大师们那么多的书，企业家没必要读，实际上最权威的管理就是没有固定的管理模式。
据统计，名牌大学、高学历的人成功率不到20%。我用过的第一个总裁是南大的博士，但在我这里却干得很不成功，之后我们又换过一系列的mba和emba也都被我炒掉。在用人方面，我觉得最理想的是本科生，最差的是在学校里面一气呵成读到博士的。因为他们太浮躁，不能脚踏实地，一心想当元帅，可是连士兵的活都还没干好。
管理学家：您怎么看待企业和社会的关系？
严介和：企业的发展往往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没有社会的发展也就没有企业的发展，比如说太平洋是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等工业性项目的。如果这个城市本身没有发展，我们的业务又谈何发展呢？我们的效益囊括在社会效益之内，我们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
我做的第一个工程是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也没有任何利润可图的业务。也是从那时起，太平洋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没人愿意去做的。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我们比较宽容，比较友好。
管理学家：那么企业做大以后应怎么回报社会？太平洋又是怎么做的？
严介和：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家根本就不懂企业的责任，以为做慈善就是回报社会。要知道市场是有分工的，做慈善有政府，而对于企业，把经营做好、做优，增加社会税收，解决更多人就业就是对社会最大的回报，就是对社会最大的慈善。有些企业为了务虚，为了名气，为了彰显社会责任，却影响企业做大、做强。当企业陶醉于光彩事业之时，这种光彩究竟是可爱还是可悲呢？
企业快速发展，做大做强的过程实际是在做加法，而随着企业的迅速膨大进行的有效瘦身叫做减法过程，当减到位并进行第二次加法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企业乘法。企业第一次做加法是为了数量，做减法是为了质量，做乘法是为了数量和质量的同时提升。太平洋建设集团正处于做减法的阶段，到2007年下半年可以开始做乘法。
管理学家：您有没有敬佩的人？
严介和：我敬佩的人有很多。比如令中国人感到骄傲的现代巅峰伟人邓小平老人家，他在逆境中数次跌倒又数次爬起来，多少次的坎坷，多少次的苦难，从而成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没有坎坷的一帆风顺本身就是一种危机，邓小平老人家的经历验证了“一流的人总是死而不亡”。世界500强中的很多企业曾经“死”多少次，但始终死而不亡。注重和而不同才能出现死而不亡，惟有和而不同，才能最终达到内和外顺，同舟共济的和谐、和美，和畅的氛围。死是阶段性的，而亡是永久性的，也只有“死而不亡”才有资格称为企业家。
管理学家：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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