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社会问题融入到战略中，大型企业可以在有关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争论中掌握积极的主导权戴颐安/文
有关企业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大讨论已经持续了很久，目前大致可以分为理念上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一方认为，借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这种理念在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根深蒂固，它暗示社会问题并不是公司管理层需要操心的，商业的唯一目的是创造股东价值。另一方则认为，企业应该担负社会责任。参与者包括自称已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公司，以及一些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公司应该进一步减轻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的社会团体。
但两种观点都以不同的方式忽视了社会问题对企业经营成功的影响，而且扭曲了公司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应该掌握主动，积极介入这一场辩论，并分享他们的批评者所占领的理性和道德高地。
大公司必须认识到社会问题对实际业务的重要性，将其纳入公司战略中。由此公司需要以明确无误的语言阐述其社会贡献和公司的最终目的。这样的表述方式需要比“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这种说法更周到和深刻，也需要超越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我辩解层面。这有助于将大公司和社会的关系视为一种默示的社会契约，你可以说是卢梭社会契约论在公司环境的应用，这份契约包括义务、机遇以及相互的利益。
驳“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
“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思维掩饰了两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首先，社会问题虽然没有对公司业务起着本质作用，但也不是无关轻重。从保护公司利益的观点而言，忽视公众情感的公司容易受到社会的谴责。此外，社会压力还可以较早地揭示决定公司赢利的关键因素：例如公司必须遵守的监管和公共政策环境；消费者对某些商品的偏好；对员工的激励以及希望受雇的意愿。
如果公司将社会问题视为分散精力的干扰因素，或视为阻挠公司经营的不合理手段，那么就会忽视从根本上改变未来战略的一些紧迫力量。即使从严格的股东角度而言，股票市场尤其是国和西欧股票市场，其80%的价值取决于股民对公司未来三年后现金流的预期。
作为想当然的金科玉律，“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的思维可能让企业管理层过于视提高短期的业绩，而忽略了长期的机遇和问题，包括社会压力、客户的信任、对创新的投资以及其他增长机遇。
与此相关联的是，“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的思想让很多公司对解决职业道德、合法的必要性视而不见。出于职业操守的考虑以及对自我利益更开明的认识，大公司需要言行一致地解决这些问题。认为制定法律是政府的责任，而企业只需遵守法律，这种想法不仅不充分而且不明智。而反过来指责别人的批评毫无道理，甚至要求别人首先应反思自己的做法和社会责任，这也是远远不够的。
进而言之，在世界某些地区，尤其是部分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法治和基本的公共服务明显缺失。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这一理念就更不能适用，也无法指导公司的行动。在这种环境中开展运营的公司，如果过于关注不完善的当地法规，或回避社会各界对其经营行为的讨论，就有可能面对大量批评，甚至卷入当地紧张的政治局势中。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思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否可以作为解决之道呢？恐怕是不够的。这里并不是要批评很多公司采取的csr举措，它们确实可圈可点；也不是要讨论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是否应该担负其社会责任，他们对此责无旁贷。关键是我们需要观察提倡csr的团体和活动家提出的解决方案，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通常包括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对话、社会和环境报告、公司职业道德方面的政策——这些方案虽然很广泛，但失于太狭隘、过于自我保护，且和公司战略脱节。
csr作为一整套公司战术之所以得到普遍采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一系列反对大公司的活动，这些活动又因当时全球化抗议活动的风起而愈演愈烈。企业已将csr作为一种手段，用以避免非政府组织对其声誉的批评，并减轻资本主义给人带来的冷酷印象和后果。这种自我保护的立场，从一开始就将这场讨论带入歧途，至少对公司的领导所应关注的重点而言。
csr作为企业工作的组成部分，其作用仍比较有限，这是因为它未能体现社会问题对公司战略的潜在重要性。企业所采取的csr举措通常仅局限于一项新的职业道德规定，或一份措词完美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与战略制定毫无关系。公司在实施了诸多措施之后，仍很有可能被商业环境的剧烈变动打得措手不及。更有甚者，很多公司对社会责任的职能定位过于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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