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理论中于人性质的论述是整个管理学的基础。“经济人”新论
文/周诚
“经济人”的概念及其秉性
“经济人”本来是对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所阐述的、商品提供者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斯密的原话是：“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帮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他通常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其核心是：商品提供者出于自身利益而在客观上维护了他人的利益，即以利人为手段而利己。
斗转星移，“经济人”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都发生了演化。目前学术界的一种观点是：斯密时代的“经济人”是指当时的工场手工业主，其合乎逻辑的“继承人”是资产者（胡钧、杨静，２００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人'被看作是一般人的代表，具有人类的一切特性”。（ｄ·格林沃尔德：《现代经济词典》） 关于“经济人”的秉性，目前学术界的观点之一是单纯自利；另一种观点则是“自利”与“利他”并存。看来，后者是符合现实生活的，而且这绝不意味着否定人的阶级性——人的“阶级性”与“经济人性”是同时并存的；任何阶级中的任何个人，都具有自利与利他两种秉性，所不同的只是其具体内容和比重。
人的两重秉性——利己与利他
“经济人”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人的利己与利他这两种秉性及其相互关系。
早在《国富论》问世１７年前，斯密即在其《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和同情”。斯密在出版《国富论》之后，还不止一次修订《道德情操论》，表明他始终同时坚持两书的观点。英国经济学家ａ·马歇尔早就指出：“人们也能做出利人的贡献，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发现，这种潜在的社会资产如何才能最快地得到发展，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经济学原理》）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人既具有利己的基因，又具有利他的基因，即基因决定了人既有利己性又具有利他性（田学科，２００５）。近年来，行为经济学者在几十个国家所做的几百次实验表明，人们是关心公平、互利的，是愿意在物质利益上帮助他人的（齐良书，２００６）。汪丁丁等学者所介绍的美国经济学家ｈ·金迪斯等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人类的进步离不开合作；合作意味着利己与利他并存（参见《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２００６）。
可见，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人的利己与利他秉性：人既不是天生的纯粹利己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纯粹利他主义者，而是二元主义者。斯密的两种观点的“矛盾”，恰恰反映了这种客观情况。据此，显然应当对于利己与利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利己”有几种类型：一是“利人利己”型——通过利人的方式而达到利己的目的，这是最普遍的但它本身是中性的——既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二是“损人利己”型——通过损害他人而利己即“恶”性利己；三是“封闭利己”型——与他人无关之私生活。其次，“利他”也有几种类型：一是“利己利他”型——即以利己为出发点的利他活动，或称“互惠利他”、“表面利他”，而且包括“亲情利他”（家庭成员之间互利）。此种活动的客观效果是利他，与“利人利己”属同一类型。二是“舍己利人”型——“纯粹利他”型，即通过牺牲自己的财力、精力甚至生命，而不图任何回报（如匿名慈善捐款、救人，为正义事业而奉献财力、精力乃至生命）。三是“综合利人”型——兼具以上两种特征。
有人认为，“行为人中的利他主义者，不过是满足了他自己的偏好，因此，行为人按照自己的偏好来选择自己的经济行为，是一种从利己动机出发的行为”（吴易风主编《外国经济学的新进展》，２００２）其逻辑是：凡自主选择其行为的人，其行为的出发点即属利己。那么，难道有哪一个神经正常、神志清醒的人的行为，不是“自主选择”的？难道皆为利己？此种“利己偏执论”，真是匪夷所思！
社会群体
对于“利己”“利他”行为的态度
人生活于小到家庭、家族、邻里，中到社区、团体（或“单位”），大到国家的“社会群体”之中。尽管人与生俱来的利己与利他两种倾向并存，但是社会生活的熏陶、教养、强制，对其利益倾会向发生重要影响。社会群体为了自身的健康发展，必然会对人的行为分别采取赞成、反对、中立的态度。“共同体通过支持与社会规范相一致的行为，如诚实、互惠、朝着共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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