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合作等方式克服'搭便车'问题，同时也惩罚了'反社会'行为。”（ｓ·鲍尔斯等，１９９８）
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决定了她要肯定、保护一切“利人利己”行为、“利己利他”行为。社会群体必然会有意识地宣扬、鼓励一切利他行为以及某些“舍己利人”行为——毕竟社会群体的健全发展，需要利他行为而不是相反。社会群体必然要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千方百计反对、制止以至于惩罚一切“损人利己”、违德、违法言行。正如ｃ·诺斯所说：“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通常，人既不可能仅仅追求个人的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或者完全相反。前者之所以行不通或者难以自由泛滥，是社会群体对于这种“专门利己、毫不利人”的行为必然会予以排斥；后者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往往在精力、物力、财力上难以为继。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军事、舆论形势下，专门利人的行为、人物也会涌现，如岳飞、黄继光、焦裕禄、雷锋、从飞、华益慰、黄顺友等等英雄、模范人物，就是最好的例证。人们崇敬这些出众的利他人物，最根本的是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并非平常人所能企及。
应当强化经济学教科书中
关于“经济人”的论述
“经济人”问题尽管重要，但经济学教科书类著作的内容却对此不予支持。笔者查阅了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高鸿业、杨小凯等人所著的２２部在中国广为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类著作，大部分根本未提及此问题。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中谈到，斯密“看出经济利益来源于个人的自利行为”，“解释了自利的动机如何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润滑了经济机器”。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到，“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是个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蒋自强等著《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一书介绍了西方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引进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看来，即使是提到“经济人”的著作，也是轻描淡写式的。笔者还查阅了宋涛、蒋学模、厉以宁、逄锦聚、程恩富等等学者的２３本政治经济学之类的著作，根本没有发现相关内容。
看来，西方经济学界对于“经济人”的认识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我国经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然而“经济人”问题毕竟是理论经济学中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在经济学教科书类的著作中此问题的“缺位”是与客观需要不相适应的。
结束语
整个经济学界应当对于“经济人”问题给予足够关注，并使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与实际相结合之路。其要点是，承认并鼓励“利人利己”，充分肯定“舍己为人”，坚决反对“惟利是图”“损人利己”——这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底线。换言之，我们如果片面地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道德标准加以提倡，那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反之，如果听任“惟利是图”、“损人利己”大行其道，则是理论界的失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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