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却创造不出一流大企业？新“父爱义”就是根本所在。

    成功往往与失败结伴而行。当海尔横扫国内外媒体的排行榜榜首时，我则学着三星的李建熙每每自问的口气，提出“再过20年海尔靠什么吃饭”的问题。2006年6月2号我的一篇千字短文在天涯博客上挂出后，短短两天点击数过万，跟贴评论达100多条。应该说，不是什么锦绣文章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而是海尔这个国宝级企业的命运，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思考。
    与索尼三星等日韩公司比较，一些中国知名公司似乎患上了一种软骨病。日韩公司因为国内市场狭窄，不得不一开始就到国际市场上去打拼，重点放在独一无二的产品上，因此，他格外看重新技术，甚至不惜举巨债搞科技攻关。而中国的宽阔市场机会，使得中国公司只要制定一整套品牌渠道发展战略，保证广告上持续投入，而不需在研发上动真格的，就可以坐拥市场的无限风光了。追根朔源，中国公司的软骨病，来自扭曲的“父爱主义”。
    早先，“父爱主义”的源头来自国家及其代表者政府。40多年前，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是怎样通过软预算约束(softbudget)，培植了厂商的“投资饥渴”和“囤积倾向”，制造了短缺经济现象。后来，中国开放改革经济已经很市场化了，滥施溺爱的“父亲”却由国家换成了中国的消费者与雇员。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盲动的消费群体，不甚权威的消费者主权，为一系列公司提供了弱化的温床，使他们不用怎么拚搏就能拥有大片疆土。结果就是，假冒伪劣横行，有毒奶粉、有毒肉类、发霉食品、垃圾电子品等等畅行无阻。而中国的雇工，则往往能在很低的回报之下，一干就是17-18个小时，成为干活的机器。到处是被欠薪的农民工，到处是生命没有保障的挖煤工人，到处是遭受“否定工资”（海尔对员工严格考核的一种形式，绩效不到位常常只能拿基本生活费）的雇员。这样的消费者与这样的雇员，可以使任何一个公司在中国都极易生存，但却不利于公司长大。为什么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却创造不出一流大企业？新“父爱主义”就是根本所在。
    通常的情况是，企业家创业之初，沿着岖的小路艰难跋涉，终于在眼前铺开宽阔的大道。可是走熟了大道，却丢失了那种在崎岖小路上的冲锋精神。任正非是看穿这一点的少数几个中国企业家之一，因此他立下一条铁律，华为永远不做通讯运营商，只做通讯设备和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他坚定地走进自主创新的窄门，制造一种压力把华为压强。而多数中国企业家却没有这么警醒。而一些知名企业家如张瑞敏，更是被逼上了“永远正确”的绝路。
    在一切人的大道与少数人的羊肠小道之间的彷徨，先前并不属于张瑞敏。那时他看准了就上，勇砸质量有瑕疵的冰箱，把一个频临倒闭的电器厂打造成闻名遐迩的海尔。现在，他却失去了那种一往无前的冲劲，格外顾忌周边的舆情，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正确”无误。这些年张瑞敏带领海尔探索实施的“oec”管理模式、“市场链”管理及“人单合一”发展模式均引起国际国内管理学界高度关注，被国际管理界誉为“号准全球商业脉搏”的管理模式。可是，如果再下去20年，那些“人单合一”之类的观念还有什么永续的价值呢？一个无法规避的现实是，因为没有把握住大的历史性机会，海尔还只能在白色家电的“红海”里奋力拼搏。而三星的李建熙，通过反复追问“再过20年靠什么吃饭”，坚持在自主创新的窄道上跋涉，让三星从一个电子产品作坊成长为世界一流的电子巨头，拥有了自己的蓝海。
    做企业与做人同样道理。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而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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