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本新书《绝配?营销管理新主张》和《公道?公共管理新主张》在“零点新能量丛书”中出版。这两本书基本上涵括了最近两年中我在介入企业管理与公共理研究咨询实践中的思考，一方面它基于真实的中国情景下的素材，另一方面它结合了国际化的管理知识发展。也许我还不应该把它们称做理论专著，但读者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每篇有具体视角的论说之后，有一股明确的逻辑架构贯穿其中，这一架构中有着学习的印痕，但更有原创的脉络；有着抽象的提炼，更有散发生活气息的本土操作经验。

　　 在《绝配?营销管理新主张》一书中，我的核心的思想在于探索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协同的与消费者的整体需求配合的互相般配的服务联盟体系和服务机制；而在《公道?公共管理新主张》一书中，我的核心思想在于发掘民意，用富有想象力的社会动员模式，建立具有广泛的公共道义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但在这里我愿意特别强调的不是这每部书的特色，也不是任何一部书中的具体要点，我要强调的核心在于这样一个观念：在中国，任何一个杰出的管理者必得是工商管理与公共管理的先进理念与实践技能的平衡掌握者，企业或者组织规模越大，拥有这一项平衡管理观的必要性越强。

　　 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及所处身其中的东亚文化传统构铸了中国领导管理模式的这一特色。中国现有体制体现为强政府和大政府，政府职能虽自改革以来有削减趋向，但即使改革趋入一定深度，其政府职能的基本格局至少仍不弱于新加坡、日本模式。除此而外，即便在全球化贸易规则畅行之后，中国人文传统的影响仍然可以触及管理领域实际的统治模式，比如中国人深所浸淫的“差序格局”（依与人际关系的远近而确定交往规则的差别）的伦理规则，会强有力地影响管理场域中的平等性规则，其中尤以内外有别规则对于等距规则的冲击为显著。

　　 我认为，生意乃是公共场景中的生意，公共场景中以政策制约、伦理传统与流行风化的作用最为突出，实际上消费者对于商品和服务的心理需求并不由商业本身塑造，而为公共场景中的或传统或现实的文化因素所型构；看似强有力的商业发展，实际上不仅其空间大小为政治所收放，其机会流变也常为政策权柄所予取。柳传志曾以“温度论”表明企业适应政策气候之必要，同时更多的商业成功者也证明了他们的先机是或曾是得自明政策风气之变，或文化变迁之渐。从中立的角度而言，商业机会的获得与商业风险的规避，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察知公共场景中权力分布的变迁机制，并且建立熟悉甚至影响之的能力；从积极的角度而言，生意的发展要道不仅仅在于明白市场本身的特点，还在于顺势而变，积极参与构建左右商业规模与交易条件的公共环境，在顺合潜在民意的基础上，适度领风气之先，推动建立更为公道的机制，以及自己作为资源拥有者积极尝试成为公道机制的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在经济改革强劲发展的条件下，财务增长又是推动一切场景中的事物具有直接吸引力的普遍动力，连公共管理机构也不例外。在美国与欧洲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论著中，他们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称之为“公司型政府”，这一点生活在中国的人们从自己周围的政府机构招商引资、拆房卖地的巨大热情中可以分明感受到。在宏观层面，以经济政绩为锦标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是中国政经济关系中最为显著的一个发展特点，但是在特定的区域内，由于政府行为本身的垄断性和不受明确的商业规则的约束，商业化的政府行为仍然具有明显的低效率、高浪费、高污染、注重形式收益及淡忽公众权利的特点。由于不注重研究管理对象的心态，行政行为乃至司法行为面临着巨大的甚至无法克服的执行成本。一个市长或者省长，如果更好地掌握针对公众的营销规则，则无论在分析、塑造、推广政策构想、行政措施、首长人选、个人自我形象方面会有更大的长进。

　　 中国的转型社会构筑了一种特殊的交易环境与组织存续条件，这种环境与条件不独从外部影响到组织间行为、组织内行为及组织中的成员行为，同时也直接构成为组织文化中的一部分。它既对纯外部传入的管理规则有一定的排异反应，同时又不安于简单的传统沿续。人们已经开始期待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纯粹计算利润的组织，而应该表现得更有文化，更具对于社会参与性的企业公民；权力机关不仅仅是一个具备强制命令能力的专政机关，而应该表现得更为柔性，更具服务色彩的社会动员组织。因此，我在工商管理的主张中，强调了配合营销的理念，着重突出资源、发展条件与目标、管理模式及资源整合模式的配合性；在公共管理的主张方面，我更强调了在公共管理领域深度发展人文关怀基础上的公共动员机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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