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望洋兴叹，我们还得要努力学习。“博学之”是相对的，我们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企业家们，进行经营管理的厂长、从事商业活动的经理们，应该在你们的行业的范围内，多学习一些知识。要学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科学的方法论；学习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和方法；学习日本的管理经验；学习美国的管理经验；学习西欧各国的管理经验；学习新加坡的管理经验；学习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学习营销理论和方法；学习中国文化；学习关于人的哲学等等。要领导好一个现代化的企业，没有聪慧的头脑，没有广博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在谈到学习时，要正确处理好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和关系。人类的一切科学知识和正确的认识归根到底都来源于实践，是经过前人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结果，是无数人的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对一个人来说，即使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大部份知识都是间接知识，他实践经验越丰富直接知识就越多。直接的经验，在一定条件下更有价值和意义。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间接知识的作用。最聪明最能干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这在某种范围之内是有道理的。经验的知识不能代替对规律的掌握。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把学得来知识在实践中去运用，学通了，运用的方法正确了，就能产生效果。直接知识、经验是重要的，间接知识也是重要的。只重视直接知识而不重视间接知识，或只重视间接知识而不重视直接知识，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学习的现代管理知识，在实践中去创造性地运用，只照搬不结合实际是不行的。　　
　　儒家强调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即要周详地求教，慎重地思考，明析地辨别。不明白的事情，要详细地询问请教，问明白以后要谨慎反复地思考，经过思考之后要去伪存真，从现象进入到事物的本质，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习不思考，就分不清真伪，分不清现象与本质，分不清主流与支流，所以容易被假象、现象所迷惑而受骗上当。所以“慎思明辨”是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阶段。　　
　　建立我国的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是十分要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学习日本、美国、西欧的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这种学习要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要创造性地学习，这就要求我们要慎思明辨。要分析我国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企业管理中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有什么问题和不足？要分析日本、美国、西欧的各自管理的特点，哪些东西对我国有用？学习他们的什么经验？怎样学习？怎样把它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等等。美国学习日本的时候，是花费了功夫的。他们有很多专家亲自到日本进行调查，收集资料，分析比较，对比综合，然后找出日本的企业管理比之美国有什么不同，日本的优点是什么？美国的不足是什么？经过认真的研究，美国人写出了一系列有关研究日本企业管理的著作，如《独占鳌头的日本》、《ｚ理论——美国企业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企业文化》、《求优势》、《美国企业精神》、《赢得优势》、《成功之路》等等。通过这些著作，使美国人对日本的企业有深刻的认识，从而向日本人学到很多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没有像美国人这样去研究日本，也没认真的研究过美国，更不没有研究过西欧。我们多半只是从美国人的书中去学习日本，甚至从一些零碎的资料出发去学习日本。殊不知美国人写的书，它是以美国的文化为其参照系的。我们不论是学日本，还是学美国，都应该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我国的历史文化、国情为参照系，确定学习什么，怎样学习。要慎思明辨，把分析研究的结果与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学习，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儒家认为经过“学、问、思、辨”之后，还要“笃行之”。把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验证、去创新、去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经济效益。只知道学而不知道如何行，如何实践，那是没有意义的。行可以兼知，知不可兼行。行、实践是外在的，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的感性的活动，在行中可以获得经验，获得认识，因此，行可以兼知。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的理论，他在的《说知难行易》一文中说：“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是进步”。“二三千年以前，求进步的方法，专靠实行。古人知道宇宙以内的事情，应该去做，所谓见义勇为。到了成功，更再去做，所以更进步。譬如后稷知道人民饥饿，非有适用的农业方法，产生五谷不可，便亲自去教民稼穑。禹见到人民受洪水的痛苦，非用适当的治水方法，泄去高地之水不可，便亲去疏通九河。其余像燧人氏发明火，试问他不去钻木，怎么能取出火来呢？神农氏发明医药，试问他不去尝百草，怎么能知道药的性质呢？”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一切都处于蒙昧状态，如果要等到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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