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命令他们去做什么才去做什么；相反，为政者自己身不正，你下命令去强制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不会服从。孔子还说：“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为政者自己身正，管理国家就没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都身不正，又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别人、端正别人呢？所以孔子说，只要为政者自己身正了，就能像北极星那样众星拱护在它的周围，得到民众的拥护。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朱熹注释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像如此。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四书集注•为政》）按照朱熹的解释，“为政以德”就是无为而治。孔子也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这里说的“无为”是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力，它与道家讲的“无为”是有很大不同的。为政者用他们的道德人格力来实施管理，发挥其人格的示范作用和榜样的功能。也就常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说明治人者、为政者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所形成的人格影响力，就像风一样所向披靡，无不折服。
　　 儒家认为，管理者、治人者必须是“为人师表者”。领导者、管理者的思想和行为应该对民众、被管理者起表率的作用。孔子在回答曾子问何谓“七教”时说：“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尊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孔子家语•王言解）这里所说的“上”，指为政者、治人者、管理者、领导者。孔子强调“上者，民之表也”，为政者是民众的表率，起标竿的作用，上正则下正，上不正则下梁必歪。要使你的下级、被管理者“正”，必须要从“正己”开始，起好表率的作用。孔子认为，如果为政者、管理者“好礼”、“好义”、“好信”则天下的百姓都会来归顺你。所以，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这是孔子从人本出发，对管理者、治人者道德人格的企盼和规定。
　　 现代领导学认为，领导者的专业技术特长是形成领导者专长权的核心。同样，儒家也认为管理者除了要具备德之外，还应该有才。荀子强调“尽伦尽制”的圣王才能成为国家的最佳治理者。“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是指精通了事物之理，“尽制”是指精通了礼法之制，这两者都精通的人，足以作为天下的表率。“圣”是道德高尚的人，同时也是“通达众务，庶事尽通”的人。“农精於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於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於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者，不能此三技，而可以使百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荀子•解蔽》）荀子认为，只精於耕耘的农民、精於交易的商贾、精於制器的工匠，不能成为这些部门的管理者；可是，有的人不精通这三种技术，却可以成为他们的管理者。人有精於物的，有精於道的；精於物的人只能作具体的技术性的工作，只有精於道、通达事务、庶事尽通的人，才能成为管理者。管理者必须要有管理的才干和专门的知识，如国家的管理者，除了要有德之外，还必须要精通礼法制度。
三、道德人格力在管理中的意义
     儒家强调“身正令行”，强调道德人格力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儒家的这些思想不是没有意义的。管理的人本化是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认识人在社会和生产发展中的地位，重视人、尊重人、满足人的需求以及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文明的管理方式，启发人的道德自觉，实现管理的自律性，是人们十分热心的课题。儒家提出的“身正令行”的管理思想，虽然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它没有成为过去，它和现代领导学的很多东西有着惊人的一致。
　　 按照现代领导学的理论，领导者的权力分为五种类型：强制权、法定权、奖惩权、专长权、个人影响权。前三者属于权力，后两者属于威信。权力是管理的基础，威信是管理的前提。没有权力就不可能实行管理，但是，管理不仅仅只是权力的应用，还需要借助于管理者的人格力、威信。没有威信就没有权威，真正的权威是建立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崇敬、信服、倾心的基础之上的，强迫命令不可能树立起管理者的威信的。随着人本的、民主管理的发展，强制权力的应用已经逐渐削弱，如果只用控制、强制和监督等管理手段已和时代的发展相悖谬。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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