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小的。当然政治家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也不会这么说，媒体也不会这么说，但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影响很小。”

　　事实上，在竞争激烈的茫茫海中，商业或企业组织无不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对于“利益或利润”避而不谈的商业或企业组织，那它就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中国传统的“以利制义”古老商则，意味着“义”高于“利”；而“义”高于“利”，又意味着尊重传统道德高于经济利益追求；反过来的管理逻辑就成了：如果经济利益追求高于传统道德追求，那么，就意味着个人行为品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假如一个商人被冠以“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恶名，那么，损失的将不仅仅是商业利益、而将是个人一系列人际关系上的名誉损失。

　　这也是中国传统商人为什么不敢公开宣称“赤裸裸的追求利润”、而总是“顾左右言其它”的深层次原因。企业组织与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是道德化的理论社会，它要求一切组织和个人需要遵守既定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而传统商业或企业组织又以儒商精神，加强和固化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商人所处的中国传统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的道德规则网络——这个“道德网络”的威力，早已经超出了法律的制约力量，用句俗语来说：仅仅是平民百姓道德的唾液，就足以淹死一个人了，而“道德杀人”也并非是偶然事件。

　　显然，道德的伪装隐藏着极大的风险，因为一旦伪装暴露或被揭穿，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有些中国传统商人不相信传统儒家的“利从义出”、不恪守“以义制利”，他也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而且还得装出满不在乎金钱的真诚道德状——他必须隐藏起自己追求金钱的真实目的、而需要为自己插上漂亮的道德伪装，否则他就将在传统社会环境中无立锥之地，这也就成了传统道德家眼中的所谓的“伪道德者”或者是“伪儒商”。事实上，“厚黑学、潜规则”等等流行词语，就是描述的这种非主流的管理逻辑，它的潜台词是：即使一些商业或管理原则是有效的，但只要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显见的道德伦理共识相悖，就必须将之掩藏于看不见的黑暗之处。

　　在中国，每当出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时，总是伴随着出现道德堕落、极端自私、拜金主义等等与传统儒家思想背道而驰的所谓丑恶现象出现；而每当出现这样的时刻，“儒商”就总是被再次推出、提倡和推崇，因此，与其说推崇“儒商”是提倡一种正确的商业行为模式，还不说是期待“儒商”承担起恢复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重任，更为合适与贴切——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商业或企业的宗旨使命，被延伸到了组织内部赢利性的目的之外，承担起了建设社会道德环境和秩序的重大使命。

　　如果一个企业家带领企业取得巨大商业成就后，却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其努力奉献自己的智慧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中国发生了，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传统儒家“国家为大、无私奉献”思想的成果。然而，当这种传统精神和未来信仰逐渐的淡化甚至于消失，那么，就意味着企业家精神动力源泉的消失，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私人产权制度和合理的分配机制情况下，依旧无私奉献个人商业智慧，所依赖的是传统商业精神和高度共产主义信仰的混合产物，所以，柳传志们常常自嘲自己是中国“最后的、傻乎乎的、不可再生的企业家资源”。

　　三 企业价值观与企业家价值观并不是一回事

　　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企业价值观与企业家价值观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在中国，二者常常被混为一谈。

　　就现代企业组织管理而言，企业组织价值观/使命/理念等等一些概念，其本质上是在描述与界定企业的“事业边界”。就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每一个企业都需要通过宗旨使命的分析与描述，回答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目前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变成什么？”以及“我们未来的事业应该是什么？”，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核心并不是描述管理者个人的理想、而是需要“面向顾客”描述企业组织的任务。

　　事实上，西方企业的不断发展与巨大成就，确实得益于企业使命的清晰界定。当西方早期的铁路企业描述自己的使命是成为“铁路行业”的龙头老大时，它很快就被那些描述企业使命为“乘客运输”的企业所取代，因为乘客运输不再将限定在铁路行业内，而是寻找更新、更快的运输方法，航空业由此成为了铁路运输最有力的挑战者。他们抛开了管理者个人的理想描述、而是进入到了组织管理的层面，深刻分析企业组织的未来在哪里、而不是分析企业家个人的理想未来是什么。

　　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商业或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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