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突破;(5),创造型人才:知识丰富,开放性思维,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在科学和技术能做出突出的贡献。(参见孙密文:《人才学》)
另外,美国哈佛大学麦柯比,在对250名高技术行业公司经理的研究,发现他们个性上差异,以此提出了按个性特征来划分人才的一种依据,他把他们分为四种类型:(1),斗士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不甘落后,权势欲强,敢冒风险,富于开拓;(2),竞争型人才:其特征是,头脑敏锐,竞争力强。善与同行竞争,希望通过竞争成为明星;(3),工匠型人才:其特征是,精于产品的革新和开发,但不善于统帅全局。(4),企业型人才:其特征是,按章办事,尽心尽力,埋头苦干,能团结群众,谨小慎微,怕担风险。(同上)
因此,任何层次和任何类型的人才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是相互相存的,所以,我们使人才时就不要求全责备,用其所长的一面,避其所短的一面。这是任人之道的重要问题,不可忽视的。
八、 据功劳和贡献的大小进行奖赏。
人的才干不是抽象的,它必须在实践中去实现,把自己的才干转化对象性的存在,才算是真正的才干,才算是有真才实学,才算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一个社会,一个企业所需要的是这样的人才,不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毫无功绩而还自以为很“聪明”的所谓人才。为了要调动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作贡献,必须要论功行赏,赏罚分明,功大者得大奖,功小者得小奖,无功者不奖。吃大锅饭是影响人才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我国古代有论功考绩,论功行赏的传统。汉代王符提出作领导的最根本的任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直贤不得见障蔽,而佞巧不得窜其奸矣。夫剑不试则利钝暗,弓不试则劲挠诬,鹰不试则巧拙惑,马不试则良驽疑,此四者之有相纷也,则不考试故得然也。今群臣之不试也,其祸非直止于诬、暗、疑、惑而已,又必致于怠慢之节焉。设如家人有五子十孙,父母不察精懦,则勤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业破家之道也。”“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傲而奸宄生,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诈伪胜。故〈书〉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盖所以昭贤愚而劝能否也”。(《潜夫论》卷二)如果对于人才,不以贡献、功绩的大小来考察,就不能区分其优良和勤奋,勤的人得不到奖,懒惰的人得不到罚,结果是弊端丛生,不利于管理。
宋代李觏提出了一条官员的升迁的原则,“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者,职其旧”。即有功劳贡献的人就晋升,有过的人就罢免,既无功劳又无过失的暂时保留其职务。同时,他批评现实的实际情况是,“无功无过者升,有过者旧其职,功无益而过无损,惩劝安在哉”;他还批评以任职时间长短为晋升的标准的作法,指出:“董仲舒曰:'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必也,不求实功,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而不死,孰不可公卿者乎?”所以,以功劳为标准进行升迁、赏罚是重要的标准,此外难以有一个更好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论功行赏,才能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进行良好的社会管理,引人上进和奋发。李觏继续说:“凡贤者、能者,皆先试以事,久而有功,然后授之爵,得禄食也。爵以贵乎人,天下之人共贵之;禄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官大盖,吏民趋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贵之也;禀财给谷,农桑赋贡,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李觏认为,如果真正能够做到以功过作为升黜的标准,这样真正的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任用,结果是:“贤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所引均见《李觏集》),从而能够达到社会的治理。由此可见,李觏在用人问题上有明确的激励原则,是很有价值的。
企业是生产物质财富的组织,必须不断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各种财富。财富是由人来生产的,因此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企业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作为一个企业来说,论功行赏的根本目的,也就在于激励企业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促进企业的发展。激励的原则不只是物质的、金钱的,还应该有精神的;相反不能只有精神的,而没有物质的。如何激励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美国管理学家麦克•里伯夫提出了奖励企业职工的九大准则:(1),奖励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而就事论事。即必须奖励既照顾了长远目标而又能真正解决具体问题的人,避免考虑问题只求短期效应;(2),奖励甘冒风险者,而非避免风险者。但求无过者是平庸之辈,唯有敢冒风险者才能创新,因此,企业应全力支持敢冒风险的人,以增鼓励职工们的创新;(3),奖励创新,而非一
另外,美国哈佛大学麦柯比,在对250名高技术行业公司经理的研究,发现他们个性上差异,以此提出了按个性特征来划分人才的一种依据,他把他们分为四种类型:(1),斗士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不甘落后,权势欲强,敢冒风险,富于开拓;(2),竞争型人才:其特征是,头脑敏锐,竞争力强。善与同行竞争,希望通过竞争成为明星;(3),工匠型人才:其特征是,精于产品的革新和开发,但不善于统帅全局。(4),企业型人才:其特征是,按章办事,尽心尽力,埋头苦干,能团结群众,谨小慎微,怕担风险。(同上)
因此,任何层次和任何类型的人才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是相互相存的,所以,我们使人才时就不要求全责备,用其所长的一面,避其所短的一面。这是任人之道的重要问题,不可忽视的。
八、 据功劳和贡献的大小进行奖赏。
人的才干不是抽象的,它必须在实践中去实现,把自己的才干转化对象性的存在,才算是真正的才干,才算是有真才实学,才算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一个社会,一个企业所需要的是这样的人才,不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毫无功绩而还自以为很“聪明”的所谓人才。为了要调动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作贡献,必须要论功行赏,赏罚分明,功大者得大奖,功小者得小奖,无功者不奖。吃大锅饭是影响人才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我国古代有论功考绩,论功行赏的传统。汉代王符提出作领导的最根本的任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直贤不得见障蔽,而佞巧不得窜其奸矣。夫剑不试则利钝暗,弓不试则劲挠诬,鹰不试则巧拙惑,马不试则良驽疑,此四者之有相纷也,则不考试故得然也。今群臣之不试也,其祸非直止于诬、暗、疑、惑而已,又必致于怠慢之节焉。设如家人有五子十孙,父母不察精懦,则勤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业破家之道也。”“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傲而奸宄生,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诈伪胜。故〈书〉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盖所以昭贤愚而劝能否也”。(《潜夫论》卷二)如果对于人才,不以贡献、功绩的大小来考察,就不能区分其优良和勤奋,勤的人得不到奖,懒惰的人得不到罚,结果是弊端丛生,不利于管理。
宋代李觏提出了一条官员的升迁的原则,“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者,职其旧”。即有功劳贡献的人就晋升,有过的人就罢免,既无功劳又无过失的暂时保留其职务。同时,他批评现实的实际情况是,“无功无过者升,有过者旧其职,功无益而过无损,惩劝安在哉”;他还批评以任职时间长短为晋升的标准的作法,指出:“董仲舒曰:'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必也,不求实功,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而不死,孰不可公卿者乎?”所以,以功劳为标准进行升迁、赏罚是重要的标准,此外难以有一个更好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论功行赏,才能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进行良好的社会管理,引人上进和奋发。李觏继续说:“凡贤者、能者,皆先试以事,久而有功,然后授之爵,得禄食也。爵以贵乎人,天下之人共贵之;禄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官大盖,吏民趋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贵之也;禀财给谷,农桑赋贡,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李觏认为,如果真正能够做到以功过作为升黜的标准,这样真正的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任用,结果是:“贤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所引均见《李觏集》),从而能够达到社会的治理。由此可见,李觏在用人问题上有明确的激励原则,是很有价值的。
企业是生产物质财富的组织,必须不断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各种财富。财富是由人来生产的,因此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企业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作为一个企业来说,论功行赏的根本目的,也就在于激励企业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促进企业的发展。激励的原则不只是物质的、金钱的,还应该有精神的;相反不能只有精神的,而没有物质的。如何激励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美国管理学家麦克•里伯夫提出了奖励企业职工的九大准则:(1),奖励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而就事论事。即必须奖励既照顾了长远目标而又能真正解决具体问题的人,避免考虑问题只求短期效应;(2),奖励甘冒风险者,而非避免风险者。但求无过者是平庸之辈,唯有敢冒风险者才能创新,因此,企业应全力支持敢冒风险的人,以增鼓励职工们的创新;(3),奖励创新,而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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