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的事情时，则予以同情、支持和帮助；小人对别人的困难或不幸，不同情，不帮助，反而幸灾乐祸。小人往往有“高明”的手段，当他想要达到某个目标时，表现出谦恭，笑脸相迎，唯唯诺诺，竭尽巴结之能事，甚至给你当儿子都行，但是一旦目的达到，不但过河撤桥，而且反脸成仇，险恶之心暴露无余。这叫“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这种中山狼似的“小人”是应该严加提防的。
根据《孔子家语•始诛第二》记载：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凡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关于孔子诛少正卯是否确有其事以及如何评价此事件，是历史学家们的事情。我们在这里主要看孔子描述小人的五大特征：（１），“心逆而险”，心怀叛逆，居心险恶，却要以非为是；（２），“行辟而坚”，行为乖辟邪恶而又坚持不改；（３），“言伪而辩”，说话虚而不实而又用美好言词加以辩解；（４），“记丑而博”，察记坏事而大肆宣传，蛊惑人心；（５），“顺非而泽”，顺从别人的错误并加以美化，以笼络人心。对于这种心怀险恶，思想意识极不好的小人，不可不明察和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叔向问晏子：“正士之义，邪人之行何如？”即怎样分析和界定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晏子回答说：“正士处势临众，不阿私行，于国足养而不忘故；通则事上，使恤其下，穷则教下，使顺其上；事君尽礼忠，不正爵禄，不用则去而不议；其交友也，论身义行，不为苟戚，不同则疏而不诽，不毁进于君，不以刻民尊于国。故用于上则民安，行于下则君尊。故得从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进不丧亡，退不忘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则不然，用于上则虐民，行于下由逆上；事君苟进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谀巧以正禄，比奸邪以厚养，矜爵禄以临入，夸礼貌以华世；不任于上则轻议，不笃友由则好诽。故用于上则民忧，行于下则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罪，其交友近于患，其得上辟于辱，其为生偾于刑。故用于上则诛，行于下则弑。是故交通则辱，生患则危，此邪人之行也。”这里晏子对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描述得很详细，揭露得很深刻。这对于我们如何认识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将苑•知人性》中指出：“夫知人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据此诸葛亮提出知人识别人才的七条标准：（１），“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有意用是非去试探他，看是否有坚定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操；（２），“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用言词论辩来同他辩论，看他是否有应变的智慧；（３），“咨之以智谋而观其识”，即向他请教智谋，看他是否有真知灼见；（４），“告之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他有祸难，看他是否有敢于赴难的勇敢精神；（５），“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即用酒把他灌醉，看他是否失态而丧失人的本性；（６），“临之以利以观其廉”，即用利去引诱他，看他是否廉洁；（７），“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限期叫他完成某件事情，看他是否守信用。诸葛亮用人的这七条标准来考核人的品德，识别人才，同样具有参考的价值。
知人在于用人，用人务必要考其德之善者。唐代魏徵说：“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大。”诸葛亮也强调用人重在德行，他说：“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诸葛亮总结东汉和西汉兴亡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宋代司马光也十分强调“德”的重要性，他指出：“德者，才之帅也。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历来的经验都不主张用小人，用小人其害甚大。诸葛亮指出：有八种人不能用：“一曰，贪而无厌；二曰，怀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决；六曰，荒淫酒杯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礼”。在关键的时刻用人不当或用人不合理，都会给企业造成不可弥补的
根据《孔子家语•始诛第二》记载：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凡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关于孔子诛少正卯是否确有其事以及如何评价此事件，是历史学家们的事情。我们在这里主要看孔子描述小人的五大特征：（１），“心逆而险”，心怀叛逆，居心险恶，却要以非为是；（２），“行辟而坚”，行为乖辟邪恶而又坚持不改；（３），“言伪而辩”，说话虚而不实而又用美好言词加以辩解；（４），“记丑而博”，察记坏事而大肆宣传，蛊惑人心；（５），“顺非而泽”，顺从别人的错误并加以美化，以笼络人心。对于这种心怀险恶，思想意识极不好的小人，不可不明察和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叔向问晏子：“正士之义，邪人之行何如？”即怎样分析和界定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晏子回答说：“正士处势临众，不阿私行，于国足养而不忘故；通则事上，使恤其下，穷则教下，使顺其上；事君尽礼忠，不正爵禄，不用则去而不议；其交友也，论身义行，不为苟戚，不同则疏而不诽，不毁进于君，不以刻民尊于国。故用于上则民安，行于下则君尊。故得从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进不丧亡，退不忘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则不然，用于上则虐民，行于下由逆上；事君苟进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谀巧以正禄，比奸邪以厚养，矜爵禄以临入，夸礼貌以华世；不任于上则轻议，不笃友由则好诽。故用于上则民忧，行于下则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罪，其交友近于患，其得上辟于辱，其为生偾于刑。故用于上则诛，行于下则弑。是故交通则辱，生患则危，此邪人之行也。”这里晏子对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描述得很详细，揭露得很深刻。这对于我们如何认识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将苑•知人性》中指出：“夫知人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据此诸葛亮提出知人识别人才的七条标准：（１），“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有意用是非去试探他，看是否有坚定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操；（２），“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用言词论辩来同他辩论，看他是否有应变的智慧；（３），“咨之以智谋而观其识”，即向他请教智谋，看他是否有真知灼见；（４），“告之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他有祸难，看他是否有敢于赴难的勇敢精神；（５），“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即用酒把他灌醉，看他是否失态而丧失人的本性；（６），“临之以利以观其廉”，即用利去引诱他，看他是否廉洁；（７），“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限期叫他完成某件事情，看他是否守信用。诸葛亮用人的这七条标准来考核人的品德，识别人才，同样具有参考的价值。
知人在于用人，用人务必要考其德之善者。唐代魏徵说：“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大。”诸葛亮也强调用人重在德行，他说：“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诸葛亮总结东汉和西汉兴亡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宋代司马光也十分强调“德”的重要性，他指出：“德者，才之帅也。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历来的经验都不主张用小人，用小人其害甚大。诸葛亮指出：有八种人不能用：“一曰，贪而无厌；二曰，怀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决；六曰，荒淫酒杯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礼”。在关键的时刻用人不当或用人不合理，都会给企业造成不可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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