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人才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任用人才。第四，平庸之辈或小人，往往有拍马屁的手腕，他们善于在领导面前献殷勤，用小恩小惠取悦于领导。相反，贤者耻于干这种勾当，坚持原则，不受领导喜欢，或得罪领导而不被任用。第五，无严格的规范化的考核，有功者得不到奖赏，无功者、有过者得不到应有的必要的处罚。所有这些都阻碍任人唯贤路线的贯彻。　　　　　　　　　　　　
　　 四、 提拔和任用有才能的人。　　
　　 任人唯贤之“贤”虽然也讲德兼备，但却强调德的方面，这是我国古代长期用人的一种价值观，当然也有主张“唯才是举”的。只不过古代关于才的内涵和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吧了。孔子主张的“举贤才”之“才”，孟子主张的“任贤使能”之“能”就是属于才能的范畴。我国在古代亦有“唯才是举”的传统。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封德彝回答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感到十分惭愧。在唐太宗看来，使用人才就是要象器具的功用一样，不同的器具有不同的用处，只要有用的器具就有它的价值，求全责备就发现不了人才。才德之人，历代都是有，只看能不能发现，发现之后能不能见用罢了。　　
　　 宋代司马光主张“唯才是举”，对魏晋重门第的用人观进行批评，指出：“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当是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弊，故时辨是非不惑于世俗者鲜也”。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唯才是举的生动故事。商代武丁从事版筑的奴隶傅说（读为悦）为相，于是国家大治。周文王用钓鱼的隐士吕尚为师，制定出灭商的长远规划，文王死后，周武王继续用吕尚的谋略，灭商获得了成功。汉代刘邦的“三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卒。张良韩国人，是一个没落的王孙，韩国被灭后，曾以全部家产请剌客剌杀秦始皇，未能得手，于是隐姓埋名，亡匿于下邳。后从一老翁处得《太公兵法》，张良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刘邦用其“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才能。萧何与刘邦是同乡，是一个为“主史掾”的地方小官，刘邦用其“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的才干。韩信是原一个布衣平民，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准阴侯韩信者，准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得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韩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剌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本来是这样一个贫贱的人，刘邦用其能征善战的本事。可见刘邦有唯才是举，唯才是用的人才思想。　　
　　 在企业管理中，更是有举不完的例子。一个有才能的人，可以使一个濒于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蓬勃发展。河南焦作市中药二厂振兴的过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焦作市中药二厂的前身是济源医药公司加工厂，于1969年建立。到了1984年，医药公司不再对药厂给以财政支持了，断了奶的中药厂，由于不懂得市场经营之道，80多万元的产品销不出去，没有钱发工资，只得放假。创业厂长苗先国劳成疾，一病不起。于是各级领导到处寻求能人来治厂。最后终于找到了张海。张海是该厂的一个临时工，经书记韩发贵和第二任厂长李子龙的推荐，担任了副厂长的职务。张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山”。他背着馍馍袋，坐最便宜的车，住最便宜的旅馆，进入全国大大小小中药贸易会。1985年下半年，中药销售达100万元，走出低谷。1987年，张海被聘为厂长，他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大力实行改革，把竞争机制引入了企业，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于是从1988年开始，产值年年成倍地增长，1993年产值达3500万元，1994年可达5000万元，职工的工资逐年提高。所以松下幸之助说：“有才华的能人能搞活一个公司”。
　　 五、根据才能授予相应的管理职位　　
　　 人的才能是有差别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才能，真正说起来，世界上是没有全才的。因此，一些适合于作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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