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另一些人适合于作另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必须认识一个人的才能的不同，从而委之以不同的任务，授之以不同的职务。这也是我国古代任人的一重要的原则。
唐代赵蕤提出“量才授官，至理之术”的用人原则。他认为人的“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用之，安得不殆乎？”（《长短经》）晋代傅玄把人的才能分为九等，然后根据人的才能的不同，而委之以任。傅玄说：“凡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本；四曰，学才，以综经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经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谏。此量才者也。”（转引自《长短经》）也即是要根据人的不同的能力而任之。他还强调不同的事情，要具有不同才能的人来做。他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本，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形木，非左右之所能也。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傅子》）刘勰也说：“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受爵，则君无虚授，臣无虚任。故无负山之累，折足之忧也”。（《刘子》）
刘劭把人的才能分为十二类，他说：“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一乡，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别，各有一流，清节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远图，而能授一官之任，错思施巧，是谓技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能属文著进，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于事施政，是为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凡此十二材，非人臣之任也，让德不预焉。主德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师氏之任也；知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绕雄之材，将帅之任也。是谓主道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人物志̺流业》）。
颜之推说：“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决胜有谋，强于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惭耳”。（《颜氏家训》）治理一个国家需要这六个方面的人才。但绝不可能人人都具这个方面的才干，只要具备了一个方面，能守一职就可以了。因此量才授职，根据人的某一方面的特长，去从事某一方面的工作，这才是用人的正确的方法。 古人把人才分为才、识、学三大类，由于人各有其才，因而在使用人才时，或用其“才”，或用棱“识”，或用其“学”。宋孝宗说：“用人不当求备”，南朝时的宋孝宗亦主张用人“宜录其所长，弃其所短”。唐太宗则说：“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从政，治理国家是这样，从事企业的人事管理也是这样。
工藤秀幸指出：日本本田技研公司把职工分为四种类型：ａ，研究型，善于出主意的类型；ｂ，开发型，善于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进行创新；ｃ，管理型；ｄ，职业型，善于发挥专业技能，把新的方案变成定型的任务。还有ａ和ｂ，ｃ和ｄ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类型。（《培养视野广阔的专家》）因此，应根据不同的类型分配工作和任务。
按照《周易》的八卦理论，可以把人才分为五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人才各有其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才干，因而应有不同的用法。发现了人才，就更要用好人才。不用好人才，不因能授职，量才录用是对人才的最大浪费。曾有某个大学把一个教授提拔为总务处长，分配也去管食堂，结果把食堂管得一团糟。这是一
唐代赵蕤提出“量才授官，至理之术”的用人原则。他认为人的“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用之，安得不殆乎？”（《长短经》）晋代傅玄把人的才能分为九等，然后根据人的才能的不同，而委之以任。傅玄说：“凡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本；四曰，学才，以综经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经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谏。此量才者也。”（转引自《长短经》）也即是要根据人的不同的能力而任之。他还强调不同的事情，要具有不同才能的人来做。他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本，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形木，非左右之所能也。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傅子》）刘勰也说：“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受爵，则君无虚授，臣无虚任。故无负山之累，折足之忧也”。（《刘子》）
刘劭把人的才能分为十二类，他说：“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一乡，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别，各有一流，清节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远图，而能授一官之任，错思施巧，是谓技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能属文著进，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于事施政，是为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凡此十二材，非人臣之任也，让德不预焉。主德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师氏之任也；知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绕雄之材，将帅之任也。是谓主道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人物志̺流业》）。
颜之推说：“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决胜有谋，强于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惭耳”。（《颜氏家训》）治理一个国家需要这六个方面的人才。但绝不可能人人都具这个方面的才干，只要具备了一个方面，能守一职就可以了。因此量才授职，根据人的某一方面的特长，去从事某一方面的工作，这才是用人的正确的方法。 古人把人才分为才、识、学三大类，由于人各有其才，因而在使用人才时，或用其“才”，或用棱“识”，或用其“学”。宋孝宗说：“用人不当求备”，南朝时的宋孝宗亦主张用人“宜录其所长，弃其所短”。唐太宗则说：“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从政，治理国家是这样，从事企业的人事管理也是这样。
工藤秀幸指出：日本本田技研公司把职工分为四种类型：ａ，研究型，善于出主意的类型；ｂ，开发型，善于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进行创新；ｃ，管理型；ｄ，职业型，善于发挥专业技能，把新的方案变成定型的任务。还有ａ和ｂ，ｃ和ｄ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类型。（《培养视野广阔的专家》）因此，应根据不同的类型分配工作和任务。
按照《周易》的八卦理论，可以把人才分为五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人才各有其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才干，因而应有不同的用法。发现了人才，就更要用好人才。不用好人才，不因能授职，量才录用是对人才的最大浪费。曾有某个大学把一个教授提拔为总务处长，分配也去管食堂，结果把食堂管得一团糟。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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