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的历史规律。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富民强国。党的富民政策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引导全国走人民致富之路，今天国泰民安是党的富民政策的结果。在企业管理中，也应该贯彻“富民”政策。企业的管理活动、生产活动和一切经营活动都要以“富民”为目标，这是每一个企业的发展方向，根本指导原则，方向正了，企业就能获得发展。企业为国家的富民做出了贡献，企业定会得丰厚的回报，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职工的收入和福利也会随之而提高。富民强国可以说是我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根本目的。所以，儒家的富民思想对于今天仍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还可以从儒家“德治”中发掘和吸收许多有教益的管理原则，如诚信的原则、和谐的原则等等，这里不作赘述。以上所述的儒家“德治”的管理思想中的有益原则，都可以吸收过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营养，把现代管理理论与民族优秀的管理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我国现代的管理科学。
在吸收儒家“德治”思想的有益管理原则时，也必须反思“德治”管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有人说，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有重德轻力、重德轻智、重德轻利的倾向，我赞成这样的看法。
儒家“德治”思想的第一个局限性是，重德轻力，即重内在的道德修养而轻视向外力的奋争。儒家虽然也讲“勇”，但是这个“勇”不是勇于奋斗、勇于抗争、勇于向外求索、勇于向自然进军，而是强调战胜私欲、克制自己的那种属于道德范畴的“勇”；在《周易•易传》中虽然也讲“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但这不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本质和核心。儒家的德治强调道德教化，强调内心修养。对人实行道德教化是对的，进行内心修养也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往往走向反面。内修的功夫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一心向内求索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境地。我们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叫做“与世无争”，这句话作为纯道德的修养，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这就使得我们中国人缺乏竞争意识和竞争的勇气，但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不能与世无争，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无争，不去竞争就一事无成。内蒙古包头市的邓成和先生为了41,65元钱的长途电话费，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去争“一个公正”、争一个消费者的权利、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惜与官方的邮电局和当地的法院抗争，受到社会普遍好评。邓成和先生的行为，表明他已经从传统的观念中走了出来，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德治”强调道德教化，忽视外部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制约，有忽视法制的倾向，虽然也讲“齐之以礼”，虽然在先秦时期“礼外无法”，在一定的场合下，“礼”即是“法”，但是“礼”不等于就是“法”，儒家讲的“礼”多偏重于“德”的方面，所谓“礼治”更多的是“德治”的补充。因而影响了国家的法制建设。在对企业管理中，解放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学习苏联的管理模式，加上当时的历史环境，重在加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教育，比较忽视“硬管理”，因而不重视学习、借鉴现代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使得我们国家的管理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而使得我国现在的管理一时还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儒家“德治”的第二个局限性是，重德轻智。儒家也讲“智”，但是它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智”。西方的“智”，重在探索宇宙的秘密，探索物质的结构，探索事物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探索物质运动的规律，因此较早地发展了物理学、数学、力学，发展了自然科学，发展了工具理性，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他们利用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造就了巨大的生产力，把东方先进文明的民族抛在了后面。儒家的“智”重在探索人伦关系，探索天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用于区别善与恶的心知能力，因而儒家的“智”是一种道德理性。由于儒家的“智”引导人们去探索人伦关系，因而忽视了对宇宙自然的探索，致使我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的历史阶段，没有能够进入近代科学的水平，造成生产力的落后。今天，我们应该从儒家的局限性中走出来，把探索人伦道德与探索自然奥秘结合起来，推动我国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
儒家“德治”的第三个局限性是，重德轻利。儒家讲“见利思义”，“以义取利”，“义以导利”，这些思想任何时候都是完全正确的。“义”与“利”是人所必须具备的两种追求，如果只求“义”不讲“利”，人就无法生存；如果只求“利”不讲“义”，就不成其为人。人要生存就要讲“利”，就需要物质利益作为基础；同时，人之成为人还要讲“义”，还要讲道德。道德是人的本质规定，人没有了道德就异化为禽兽。正确的利益观，必须是“义与利”的统一。因此，在“义”与“利”之间有一个度，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后世儒者把这种辩证关系割裂开来，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宣称什么
我们还可以从儒家“德治”中发掘和吸收许多有教益的管理原则，如诚信的原则、和谐的原则等等，这里不作赘述。以上所述的儒家“德治”的管理思想中的有益原则，都可以吸收过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营养，把现代管理理论与民族优秀的管理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我国现代的管理科学。
在吸收儒家“德治”思想的有益管理原则时，也必须反思“德治”管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有人说，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有重德轻力、重德轻智、重德轻利的倾向，我赞成这样的看法。
儒家“德治”思想的第一个局限性是，重德轻力，即重内在的道德修养而轻视向外力的奋争。儒家虽然也讲“勇”，但是这个“勇”不是勇于奋斗、勇于抗争、勇于向外求索、勇于向自然进军，而是强调战胜私欲、克制自己的那种属于道德范畴的“勇”；在《周易•易传》中虽然也讲“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但这不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本质和核心。儒家的德治强调道德教化，强调内心修养。对人实行道德教化是对的，进行内心修养也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往往走向反面。内修的功夫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一心向内求索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境地。我们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叫做“与世无争”，这句话作为纯道德的修养，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这就使得我们中国人缺乏竞争意识和竞争的勇气，但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不能与世无争，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无争，不去竞争就一事无成。内蒙古包头市的邓成和先生为了41,65元钱的长途电话费，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去争“一个公正”、争一个消费者的权利、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惜与官方的邮电局和当地的法院抗争，受到社会普遍好评。邓成和先生的行为，表明他已经从传统的观念中走了出来，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德治”强调道德教化，忽视外部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制约，有忽视法制的倾向，虽然也讲“齐之以礼”，虽然在先秦时期“礼外无法”，在一定的场合下，“礼”即是“法”，但是“礼”不等于就是“法”，儒家讲的“礼”多偏重于“德”的方面，所谓“礼治”更多的是“德治”的补充。因而影响了国家的法制建设。在对企业管理中，解放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学习苏联的管理模式，加上当时的历史环境，重在加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教育，比较忽视“硬管理”，因而不重视学习、借鉴现代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使得我们国家的管理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而使得我国现在的管理一时还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儒家“德治”的第二个局限性是，重德轻智。儒家也讲“智”，但是它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智”。西方的“智”，重在探索宇宙的秘密，探索物质的结构，探索事物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探索物质运动的规律，因此较早地发展了物理学、数学、力学，发展了自然科学，发展了工具理性，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他们利用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造就了巨大的生产力，把东方先进文明的民族抛在了后面。儒家的“智”重在探索人伦关系，探索天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用于区别善与恶的心知能力，因而儒家的“智”是一种道德理性。由于儒家的“智”引导人们去探索人伦关系，因而忽视了对宇宙自然的探索，致使我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的历史阶段，没有能够进入近代科学的水平，造成生产力的落后。今天，我们应该从儒家的局限性中走出来，把探索人伦道德与探索自然奥秘结合起来，推动我国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
儒家“德治”的第三个局限性是，重德轻利。儒家讲“见利思义”，“以义取利”，“义以导利”，这些思想任何时候都是完全正确的。“义”与“利”是人所必须具备的两种追求，如果只求“义”不讲“利”，人就无法生存；如果只求“利”不讲“义”，就不成其为人。人要生存就要讲“利”，就需要物质利益作为基础；同时，人之成为人还要讲“义”，还要讲道德。道德是人的本质规定，人没有了道德就异化为禽兽。正确的利益观，必须是“义与利”的统一。因此，在“义”与“利”之间有一个度，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后世儒者把这种辩证关系割裂开来，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宣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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