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孟子认为，人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人的行为不是由于某种外力或强制力驱使的结果，而是由于人内心“良知”（《孟子·尽心上》）的召唤。“良知”是人从事一切有益社会活动的内在根据。因此，孟子反对用严刑峻法、用暴力的手段来对待被管理者，主张通过教育， 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自觉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第二、强调用“推恩”【注一】的方法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推恩”就是把“仁爱”之心推广去爱他人，甚至去爱物类，即所谓“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人与人相爱是人际和谐的前提，人际和谐是实现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管理有序化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条件；第三、强调自尊和尊重他人。孟子强调管理者要自尊、并尊重被管理者，才能受到被管理者的尊重和爱护【注二】。自尊是每一个人应具有的人格，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孟子大力提倡以“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及其尊严；第四、强调“与民同乐”。孟子认为，管理者不要只顾及自己享乐而忘记被管理者的疾苦和基本需求，而要关心被管理者的疾苦和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同乐，人心就归顺你；不与民同乐，人心就背离你。（《孟子·梁惠王下》）这样组织的有序与平衡就会被打破；第五、强调自强不息、刚毅进取。孟子认为，人有高尚的道德感和自信心，因此就有自我实现其最高人格的强烈愿望。 为了实现其最高的人格理想， 人们必须自强奋进， 坚韧不拨，甚至不惜“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 杀身成仁来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第六、强调重视人的物质利益。孟子认为要“仁民”，在政治上要实行“仁政”，要“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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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荀子他的“性恶论”中，把人的生理本能当作人性来研究，完全是合理的。人的生理欲望和需求本是人性的一部分。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当然人的本质则是他的社会性存在。荀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缺陷是把人的正常的生理需求与邪恶混为一谈，但是，荀子把他的管理模式建立对人性分析的基础上，则是对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首先，荀子看到了人的生理需求的合理性，满足人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趋利避害等要求，具有重要的管理学意义。按照阿·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注三】，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人只有满足了这些基本需求之后，才能从事劳动，创造价值。第二、荀子肯定人是“能群”的社会存在物，这个社会存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具有“礼义”之德，可以通过“礼义”的教化，“法正”的治理，“刑罚”的禁处，把人的生理欲求和行为引导到适合於“礼义”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中去，从而达到对国家的治理。（《荀子·性恶》）荀子“礼”的内容包涵有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等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等。通过“礼义”的教育，使人性升华，使之合于善，使之能自觉地遵守仁义、忠孝、慈惠等道德行为规范，实现自律的社会管理。所以，荀子的管理理论重在“自律”，而不是“他律”。这是荀子的性恶论与法家的性恶论在管理学上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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