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教育看成是文化的传承和培养国家管理人才的重要手段。为了适应管理的需要，儒学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开初用“六艺”、后来发展到应用“六经”以至“十三经”【注九】教育学生。儒家提倡“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公冶长》）提倡德才并进；要修身立德，要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学习要以“经世致用”为目的，重在实行，要有创新的精神，做到“日日新，又日日新。”儒家把管理的有序化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庶、富、教”（《论语·子路》）理论，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对“不教而杀”（《论语·泰伯》）的野蛮管理行为。“尊师重教”、兴学办校、教学相长是儒学的优秀传统。这个优秀传统培养了大量的管理人才，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存在物。要用好人，就要知人。认识人、识别人，是一种高超的智慧，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儒家任人之道的根本指导原则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因此如何“知人”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德才二者中，首先是德行，其次是才能。从德行上看，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是德行 高尚的人，小人是德行卑劣的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 子怀德， 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君子怀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论语·里仁》）孔子认为，险邪之人有五大特征：一是“心逆而险”，心怀叛逆，居心险恶，屡屡以非为是；二是“行僻而坚”，行为乖僻邪恶而又坚持不改；三是“言伪而辩”，说话虚妄而又用美好的言词加以辩解；四是“记丑而博”，察记丑事而大肆宣传，蛊惑人心；五是“顺非而泽”，顺从别人的错误并加以美化，以笼络人心。（《孔子家语·始诛第一》）知人十分重要，如果良莠不分，错用小人，必给管理带来危害。 为此，诸葛亮提出了七条识别人才的标准：“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认为，按照这七条标准对人才加以鉴别，然后提拨德才兼备之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千万不能重用小人。诸葛亮认定，有八种人不能用：“一曰贪得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诸葛亮集·将苑》）小人当权或掌管一个企业，必将给社会或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儒家认为，在举贤时，要不论贵贱，要不分亲疏，唯贤是求，有仇必举。在用人时，要因能授职，量才授官，扬长避短，用其所长，不要求全责备。任何人才都各有其长，各有其短。要按照其才华和才干，授其相应的职务。刘邵把人才分为十二类，即“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藏否、有伎俩、有智慧、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刘邵在分析了各类人才的特点和代表人物之后，着重出：上述人才力必“各得其任。”（刘邵：《人物志》）董仲舒也强调：“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董仲舒：《贤良策对之二》）在儒学文化中，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分类录用，认为只有用其所长，量才授官，才能做到人尽其才，达到管理的理想效果。不因其所长而用之，是对人才资源的最大浪费。

    儒家认为，知人难，用人更难。在用人过程中，难在什么地方呢？汉代荀悦认为：“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讦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荀悦：《申鉴·政体第一》）得知用人之难，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排除用人之障碍和困难，发挥人的才干和创造力，从而获得管理的良好效益和更多物质财富。儒家还提出以实绩作为考核人才升迁的标准，“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职其旧。”（李觏：《李觏集》）这是一个有效的人事管理标准。

    儒学文化在管理的人才学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从今天国际管理发展的新趋势，把人力资源的开发为国家的重要国策和企业的首要战略来看，儒学文化的丰富的人才学理论对于当今管理的人才开发，必将是一份宝贵的管理学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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