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的大笔现金在这些项目的投入上是无偿的。
除了在法院判决中认定的1300多万元需要偿还外，大午集团还有2000多万元的借款虽然没有被认定是违法，但同样需要在3年内分期偿还，这其中还不包括利息，如此累计，大概也有3300多万元。
那么，大午集团向农户和员工借款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孙大午说：“主要是1998年后，对大午中学的投资太大，学校是陆续建的，当时集团的钱还是很充裕的，当时没想到投资会那么大。”
“后来我们又建了一个1500亩的葡萄园，也是1000多万的投资，这两项加起来有四、五千万的投资，这时候开始向职工和职工的亲友借钱，用作流动资金。”
孙大午想建一个高标准、平民化的学校，即硬件和师资都很好，但收费却很低，甚至是不收费的，他想让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这的确是有些理想化了。
“孙大午的这种做法可以说值得表扬，但不值得鼓励，捐资助学是好事、，但不应该以牺牲企业的发展和生存以及法律为前提。”一位关注孙大午事件的经济研究人士这样分析。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其实，热心教育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如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的邵逸夫先生10多年来曾先后15次向国内教育界捐资24亿港币，此外还有李嘉诚、曾宪梓，霍英东等，他们都有自己的教育基金会以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也都没有因为捐资助学而影响自己企业的发展。
对于如何解决好企业发展与对教育事业的帮助这一并不矛盾的问题，或许是孙大午应该反省和重新审视，并重新规划、制定自己企业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
孙大午：“我们没有咨询过人民银行”，“以前也没有会计师”
在法庭上，公诉人当庭指出：人民银行徐水县支行曾经4次就大午集团的吸储问题向大午集团下发责令整改通知。
孙大午当庭表示，他曾研究过，而且还征询了律师，认为大午集团的行为不会触犯刑法。
当记者问及孙大午在决定吸收存款前是否咨询过律师和人民银行有关管理部门时，孙大午回答：
“就向农民借钱的事，也曾咨询过律师，还不止一个，这个借据的格式还是律师给画的。”
“没有咨询过人民银行，他们来过，但我相信律师，我觉得银行不如律师对法律条文吃得透。”
这时，孙大午脸上显出颇为无奈的表情。
孙大午的确是过于相信律师了，尤其是在那些还存在争议的法律问题上，而这也让他陷入了一种尴尬。
孙大午：“所以说我现在没有怨言，我对任何人没有怨言。我们还要在北京请一些比较好的法律顾问。”
他还补充说：“现在我们就有会计师了，原先就没有会计师，会计师对财务和税务要比我懂得多。”
很难想象一个资产上亿的民营企业没有会计师，没有好的法律顾问，这也许正是孙大午有此一“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午集团一直把“传统的儒家思想、当代的法治思想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治厂思想，这种明显地浪漫主义色彩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企业文化来应用但是，在企业日常的、具体的管理工作中，却更需要一种科学、严谨的决策和管理方法。
农村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与解决“三农”问题
“农民穷是因为农民有饭吃没有钱花，没有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农村有事没人干，农村有事没人干是因为不能干不敢干。有几个敢干能干的人，下场都很惨，比如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官僚体制伤了农村的元气。”孙大午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评价他和大午集团所处的生存环境。他说：“大家都知道农民的出路在于非农业，但是在农村发展非农业生产搞二三产业非常艰难。”
据了解，大午集团的“官司”几乎就没有断过，而且很多都是与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之间发生的“摩擦”，多数都是对簿公堂，这些行政诉讼官司接二连三地打下来，不仅伤了大午集团与这些管理部门之间的“和气”，而且也使孙大午身心疲惫、伤痕累累。
与土地管理部门
大午集团有100多亩的占地，于是镇土地所来了，说孙大午违法占地，要罚款一万，没给。
闹到县里，县里出面了，要罚5万，没交。
最后市土地局把罚款涨到了10万，来了几十辆车，电视台也报道了，说要推平大午集团，但钱还是没拿走。
除了在法院判决中认定的1300多万元需要偿还外，大午集团还有2000多万元的借款虽然没有被认定是违法，但同样需要在3年内分期偿还，这其中还不包括利息，如此累计，大概也有3300多万元。
那么，大午集团向农户和员工借款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孙大午说：“主要是1998年后，对大午中学的投资太大，学校是陆续建的，当时集团的钱还是很充裕的，当时没想到投资会那么大。”
“后来我们又建了一个1500亩的葡萄园，也是1000多万的投资，这两项加起来有四、五千万的投资，这时候开始向职工和职工的亲友借钱，用作流动资金。”
孙大午想建一个高标准、平民化的学校，即硬件和师资都很好，但收费却很低，甚至是不收费的，他想让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这的确是有些理想化了。
“孙大午的这种做法可以说值得表扬，但不值得鼓励，捐资助学是好事、，但不应该以牺牲企业的发展和生存以及法律为前提。”一位关注孙大午事件的经济研究人士这样分析。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其实，热心教育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如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的邵逸夫先生10多年来曾先后15次向国内教育界捐资24亿港币，此外还有李嘉诚、曾宪梓，霍英东等，他们都有自己的教育基金会以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也都没有因为捐资助学而影响自己企业的发展。
对于如何解决好企业发展与对教育事业的帮助这一并不矛盾的问题，或许是孙大午应该反省和重新审视，并重新规划、制定自己企业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
孙大午：“我们没有咨询过人民银行”，“以前也没有会计师”
在法庭上，公诉人当庭指出：人民银行徐水县支行曾经4次就大午集团的吸储问题向大午集团下发责令整改通知。
孙大午当庭表示，他曾研究过，而且还征询了律师，认为大午集团的行为不会触犯刑法。
当记者问及孙大午在决定吸收存款前是否咨询过律师和人民银行有关管理部门时，孙大午回答：
“就向农民借钱的事，也曾咨询过律师，还不止一个，这个借据的格式还是律师给画的。”
“没有咨询过人民银行，他们来过，但我相信律师，我觉得银行不如律师对法律条文吃得透。”
这时，孙大午脸上显出颇为无奈的表情。
孙大午的确是过于相信律师了，尤其是在那些还存在争议的法律问题上，而这也让他陷入了一种尴尬。
孙大午：“所以说我现在没有怨言，我对任何人没有怨言。我们还要在北京请一些比较好的法律顾问。”
他还补充说：“现在我们就有会计师了，原先就没有会计师，会计师对财务和税务要比我懂得多。”
很难想象一个资产上亿的民营企业没有会计师，没有好的法律顾问，这也许正是孙大午有此一“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午集团一直把“传统的儒家思想、当代的法治思想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治厂思想，这种明显地浪漫主义色彩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企业文化来应用但是，在企业日常的、具体的管理工作中，却更需要一种科学、严谨的决策和管理方法。
农村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与解决“三农”问题
“农民穷是因为农民有饭吃没有钱花，没有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农村有事没人干，农村有事没人干是因为不能干不敢干。有几个敢干能干的人，下场都很惨，比如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官僚体制伤了农村的元气。”孙大午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评价他和大午集团所处的生存环境。他说：“大家都知道农民的出路在于非农业，但是在农村发展非农业生产搞二三产业非常艰难。”
据了解，大午集团的“官司”几乎就没有断过，而且很多都是与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之间发生的“摩擦”，多数都是对簿公堂，这些行政诉讼官司接二连三地打下来，不仅伤了大午集团与这些管理部门之间的“和气”，而且也使孙大午身心疲惫、伤痕累累。
与土地管理部门
大午集团有100多亩的占地，于是镇土地所来了，说孙大午违法占地，要罚款一万，没给。
闹到县里，县里出面了，要罚5万，没交。
最后市土地局把罚款涨到了10万，来了几十辆车，电视台也报道了，说要推平大午集团，但钱还是没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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