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麦当劳而言，与“美国”这一巨大品牌捆绑在一起，其效应就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征服了市场，也为自身招来了难以承受之“重”。这在穆斯林国家显得尤为突出，中东乃至全球穆斯林掀起的强大的抵制美国货运动，麦当劳则首当其冲。而吃了哑巴亏的麦当劳只能是关起房门暗忖：我到底遭谁惹谁了？！

　　“9•11”事件之后，对美国深怀嫉恨躲在暗处又无处不在的恐怖分子，在麦当劳餐厅制造的爆炸事件，全球的媒体新闻几乎每月都有报道。麦当劳除了能怒吼一句：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复又能怎样？

　　1997年，麦当劳在中东技术大学校园内开设了全土耳其唯一的一家“校园麦当劳”餐厅，随即招致左翼学生们的抵制，呼吁人们“不吃美国佬的汉堡包”，该餐厅苦熬了4年，最后只能是关门走人。

　　麦当劳一直以来都推行“当地化”发展战略，但是必须建立在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但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要属于趾高气扬、惟我独尊的美国文化之一部分的麦当劳真正实现起来，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了。

　　从墨西哥到法国，针对美国的抗议往往冲着麦当劳而来，从印度到黎巴嫩，爆炸事件多发生在麦当劳连锁店。广义分析，欲在民族文化上对他国进行颠覆的美国文化代表麦当劳在全球所遭受的反颠覆，反映了美国势力在全球地缘政治，特别是民族文化范畴内的人心背离，狭义来看，于麦当劳而言，“美国”最终所扮演的角色极像中国一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自家的“窝”也乱了！
　　麦当劳最引以为豪的就是其在全球的快速而成功的扩张，在2002年麦当劳缩减扩张计划之前，麦当劳在全球新建分店的速度曾一度达到每8小时一家，而这种快速扩张获得的支持主要就来自其更为灵活的特许加盟政策。然而，新政策也使得麦当劳对加盟店的管理无法一步到位、令行禁止，以及涉及到更多关于“人性”方面的内容，这为麦当劳日后的管理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劳工组织对待在特许加盟店出现的无视劳工利益之类的问题，矛头只会指向麦当劳，而非其经销商。

　　而随着麦当劳这几年迅速的“全球化”以及资讯的日渐发达麦当劳在一些地区的劳资关系正在恶化。最近，重庆麦当劳江北店女工被搜身一事被媒体爆光，无疑又给本已热锅的劳资关系加了一瓢油。

　　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麦当劳提供的报酬很低，在美国，有3500万曾在麦当劳工作的雇员拿的是美国社会的最低工资。在中国，这一现象好像并无多大改观，据笔者对北京某麦当劳的暗访调查，在该麦当劳做“打烊工”（晚班，从23：00至次日6：00）的员工工资标准是5.1元/小时，半年涨一次工资，涨幅为0.15元/小时，再加上夜班补助8元/班次，按某员工一个月排15个班计算，做麦当劳的“打烊工”一月的收入是671.25元人民币，这种收入水平在北京地区已算是下游档次了，而从某员工口中获知，该店经理月入在5000元左右，第一副经理约2500元，第二副经理约2200元。据笔者了解，尽管麦当劳属于跨国企业，但大多普通员工并不以在麦当劳打工为荣。

　　因此，麦当劳在全球的雇员满意度、忠诚度都很低，工作积极性也不高，对高素质人才而言，麦当劳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在英国、欧洲大陆、俄罗斯、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等地，麦当劳员工们通过消极怠工、集体罢工、游行等方式表示抗议，打出了 “再也不做现代奴隶！”、“所有麦当劳员工们联合起来！”等标语，更有甚者呼吁将2002年10月16日这一天定为“世界反麦当劳日”。

　　国际自由劳工联盟的一位跨国公司专家说得好：麦当劳公司伪善地宣称自己要承担社会责任，但我们不应该让麦当劳自己来定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责任。

　　由此看来，员工与老板之间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麦当劳身上已经得到了极度的演绎，自家员工的反抗以及劳工组织的对抗，已经成为麦当劳发展中的枷锁，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卖当劳提供的借鉴
　　作为品牌研究者，笔者暂且抛开卖当劳涉及到的社会道德、宗教、民族文化、人权以及国际政治等复杂的诸多方面，单就从营销和管理的高度对卖当劳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求作为正向“大”与“强”方向发展的本土企业之明鉴。

　　第一，扩张速度过快的弊端。

　　麦当劳分店的急剧膨胀引起了众多特许经营商的不满，他们认为麦当劳“在不恰当的地方开设了一大堆不恰当的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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