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的产品；说得严重一点，他们在诲淫诲盗。
消极地防盗版，积极地侵权
盗版对图书如影随形，图书发行3天到1周会出现盗版，这在中国已不是秘密。秘密在于有的出版社竟然自己盗自己的版出去印，只因为有的部门想多赚一点银子。
敲定一本新书的发行量是图书出版发行行家干的事，在中国，乐观的情形是一本书能卖到市场需求和消化量的80%，另外的20%因为发行渠道渗透力不够而缺席，从而变成了盗版的生存空间。出版界人士认为，这是旧有出版方式结下的苦果。但这只是盗版生成的一个方面。对图书出版前的十几个流程掌控不严，对图书出版后的市场需求与发货脱节，是盗版生成的另外两个重要缝隙。已被盗版之后的消极防盗版为时已晚，且每每因成本巨大而不了了之。而在莲花池公园举行的北京首届夏季书市上，前去采访的记者发现盗版书、盗版光盘比比皆是，《哈里·波特与凤凰社》原价49.8元现卖12元；一套上千元的《金庸全集》只卖150元，书箱上居然还印着“打击盗版”的字样。
别人在侵出版社的权，出版社也在侵作者的权。前不久网络作者联名起诉出版社擅自结集，与前些年知名作家联合起诉出版社的性质如出一辙。不知是该原谅出版社“误”认为网络无版权，还是该夸奖图书编辑的动作敏捷。
低级的克隆，不止的跟风
王朔至少被利用了两次：第一次是1999年，他复出文坛的小说《看上去很美》正当热卖之时，一部名为《看上去很丑》的小说赫然在封面上标明“北文学博士挑战王朔”的口号，而原书书名其实是《泥泞中飞翔》；第二次是2003年，一个“碰巧”也叫王朔的作家出了一部小说，对于慕原版王朔之名去买这本书的人来说，这个桥段虽不比“全庸”和“古龙巨”的手法高明一些，但的确更狠。
克隆与跟风已成中国图书业的常规动作和最大特色，每一本畅销书都是一辆公共汽车，大家一起搭。形式上的跟风无可厚非，内容品质的急就章才把图书做成了死胡同。有《老照片》就有《百年老照片》、《军事老照片》、《外国老照片》、《老相簿》；有《绝对隐私》就有《单身隐私》、《情人隐私》；有《天亮以后说分手》就有《天不亮就分手》；有《谁动了我的奶酪》就有《我能动谁的奶酪》、《谁动了我的肉包子》。跟风潮出现在言情小说热、武侠小说热、股票图书热、明传记热、中学生出书热、旅游图书热、词典大全热、励志图书热、管理图书热中，文学经典亦是如此，书市上有50多个版本的《红楼梦》、《西游记》，60多种《水浒传》、《三国演义》。
近年新兴的一种跟风是令图书业成了电视剧的fans。电视剧本已是打发时间型的大众消遣，出版社再跟着电视亦步亦趋出书，说得好听是提供了延伸产品，其实也可算图书业技穷的表现。
写书是码字，出书是收钱
如果没有遇上那个好编辑，成为了美国小说里程碑式作品的《向家乡望吧，安琪儿》将是一部垃圾。对一个面向图书而写作的作者而言，一个好图书编辑与一个好的图书代理人至关重要。但在中国，出版往往是作者一个人与整个图书出版界的战争，他不知道行规，不知道定位，不知道评估自己的写作于整个市场而言有何意义与价值。
站在出版社的立场，他们需要的只是召之即来的写手，让他按照所需题材与字数的要求来码字，然后给稿费和最下限的版税。站在作者的立场，他也许并不真的指望靠出一本书出名，也许只想赚三五万稿费而已，所以他们也不忌讳把已经在报刊上发表的习作结集出版，而不是为图书为自己的读者专门写作。出版界还有一种“枪手”存在，他们替人捉笔写明星传记，更名埋姓写通俗小说，只要能印就有钱收。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期待一本好书可读必须靠撞大运。
没有原则的书评，不读书的书评人
要想成为图书界的书评人，只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有名气，擅用褒义词。
中国不缺书评人，缺的是不依附与屈从于出版商的独立书评人。也许书评家自身对书有高标准和高品位，但市面上并没有足够多的好书可评，而出版商给他提供的书样又不尽如人意。出版商把书评的环节前置了，往往在书的第一道清样出来之后，离书正式面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书评家的评语就预先出笼了。更夸张的情形是，有时只需要给书评家书名和目录就行了。作为回报，书评家能得到免费的图书供应和远高于图书作者稿费标准n倍的稿费。
报刊的读书版也每每成为共犯，为了让定期出版的栏目得以维继，他们不吝赞词。所有的幕后书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书畅销。被书评蒙骗的读者买下被故意
消极地防盗版，积极地侵权
盗版对图书如影随形，图书发行3天到1周会出现盗版，这在中国已不是秘密。秘密在于有的出版社竟然自己盗自己的版出去印，只因为有的部门想多赚一点银子。
敲定一本新书的发行量是图书出版发行行家干的事，在中国，乐观的情形是一本书能卖到市场需求和消化量的80%，另外的20%因为发行渠道渗透力不够而缺席，从而变成了盗版的生存空间。出版界人士认为，这是旧有出版方式结下的苦果。但这只是盗版生成的一个方面。对图书出版前的十几个流程掌控不严，对图书出版后的市场需求与发货脱节，是盗版生成的另外两个重要缝隙。已被盗版之后的消极防盗版为时已晚，且每每因成本巨大而不了了之。而在莲花池公园举行的北京首届夏季书市上，前去采访的记者发现盗版书、盗版光盘比比皆是，《哈里·波特与凤凰社》原价49.8元现卖12元；一套上千元的《金庸全集》只卖150元，书箱上居然还印着“打击盗版”的字样。
别人在侵出版社的权，出版社也在侵作者的权。前不久网络作者联名起诉出版社擅自结集，与前些年知名作家联合起诉出版社的性质如出一辙。不知是该原谅出版社“误”认为网络无版权，还是该夸奖图书编辑的动作敏捷。
低级的克隆，不止的跟风
王朔至少被利用了两次：第一次是1999年，他复出文坛的小说《看上去很美》正当热卖之时，一部名为《看上去很丑》的小说赫然在封面上标明“北文学博士挑战王朔”的口号，而原书书名其实是《泥泞中飞翔》；第二次是2003年，一个“碰巧”也叫王朔的作家出了一部小说，对于慕原版王朔之名去买这本书的人来说，这个桥段虽不比“全庸”和“古龙巨”的手法高明一些，但的确更狠。
克隆与跟风已成中国图书业的常规动作和最大特色，每一本畅销书都是一辆公共汽车，大家一起搭。形式上的跟风无可厚非，内容品质的急就章才把图书做成了死胡同。有《老照片》就有《百年老照片》、《军事老照片》、《外国老照片》、《老相簿》；有《绝对隐私》就有《单身隐私》、《情人隐私》；有《天亮以后说分手》就有《天不亮就分手》；有《谁动了我的奶酪》就有《我能动谁的奶酪》、《谁动了我的肉包子》。跟风潮出现在言情小说热、武侠小说热、股票图书热、明传记热、中学生出书热、旅游图书热、词典大全热、励志图书热、管理图书热中，文学经典亦是如此，书市上有50多个版本的《红楼梦》、《西游记》，60多种《水浒传》、《三国演义》。
近年新兴的一种跟风是令图书业成了电视剧的fans。电视剧本已是打发时间型的大众消遣，出版社再跟着电视亦步亦趋出书，说得好听是提供了延伸产品，其实也可算图书业技穷的表现。
写书是码字，出书是收钱
如果没有遇上那个好编辑，成为了美国小说里程碑式作品的《向家乡望吧，安琪儿》将是一部垃圾。对一个面向图书而写作的作者而言，一个好图书编辑与一个好的图书代理人至关重要。但在中国，出版往往是作者一个人与整个图书出版界的战争，他不知道行规，不知道定位，不知道评估自己的写作于整个市场而言有何意义与价值。
站在出版社的立场，他们需要的只是召之即来的写手，让他按照所需题材与字数的要求来码字，然后给稿费和最下限的版税。站在作者的立场，他也许并不真的指望靠出一本书出名，也许只想赚三五万稿费而已，所以他们也不忌讳把已经在报刊上发表的习作结集出版，而不是为图书为自己的读者专门写作。出版界还有一种“枪手”存在，他们替人捉笔写明星传记，更名埋姓写通俗小说，只要能印就有钱收。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期待一本好书可读必须靠撞大运。
没有原则的书评，不读书的书评人
要想成为图书界的书评人，只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有名气，擅用褒义词。
中国不缺书评人，缺的是不依附与屈从于出版商的独立书评人。也许书评家自身对书有高标准和高品位，但市面上并没有足够多的好书可评，而出版商给他提供的书样又不尽如人意。出版商把书评的环节前置了，往往在书的第一道清样出来之后，离书正式面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书评家的评语就预先出笼了。更夸张的情形是，有时只需要给书评家书名和目录就行了。作为回报，书评家能得到免费的图书供应和远高于图书作者稿费标准n倍的稿费。
报刊的读书版也每每成为共犯，为了让定期出版的栏目得以维继，他们不吝赞词。所有的幕后书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书畅销。被书评蒙骗的读者买下被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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